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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给天翔同志身上压更重的担子,要发挥他的长处。”
“浩南同志这话可是有挖墙脚的嫌疑啊!”郑明笑着抗议,“你光看到了天翔同志对国有企业稳定社会和群众情绪方面的特长,还没有看到他在平原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培训上的讲话材料呢,很有想法。”郑明看着鲁健笑着说:“他提出了反腐和防腐的一些具体想法,想法和思路与中央领导的思路完全吻合,就是反腐的同时,坚强防腐制度建设和作风监督,以防促管,打防结合,很有新意。”
“回头倒是可以请他来给我们上上课,讲一讲,毕竟他们的思路更接近现实一点。”鲁健说着提议,“喝酒,酒助谈兴。”
“天翔关注大型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我倒是很支持,我是企业出身,大型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闫博年思考着说:“我们河海,大型企业集团有上百家,而且机械制造就占了一半以上,以往也撑起了河海经济的半壁江山,现在他们陷入了困境,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更不应该忽视他们在办社会的同时形成的企业合力和凝聚力,这对政府管理是一种促进和互补,不能简单的否定,更不能放弃。”
“老领导说的是真章,一窝风的改革举措,伤害的都是我们以往倚重的财富。”浩南省长端起杯子轻轻地与闫博年碰了一下,接着说“我始终认为,能买来的东西,或者能轻易买来的东西,一定不是好东西,或者说是不重要的东西。有钱可以买来美食、汽车、房子、lv手包,甚至权利和美色,但可以买来时间和健康吗?不是有这样一句歌词吗---纵有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是说钱的局限性和无奈。没有自己的核心制造业,没有自己的研发和科研能力,没有**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思路,国家主权和安全如何保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体现。花大量的外汇进口大批的设备和技术,但核心技术却无法买到,因此成了世界工厂,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成了各主要资本国家逐利的市场,也成了世界加工厂和落后技术和设备的仓库,产生了大量的洋品牌和产品。由于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品牌自主权,现在充斥市场的家电、汽车,以及高端服装产品,有几个是我们自己的,又有几个不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生产的,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国际资本和集团低价进入中国后,利用各地给予的优惠和减免政策,迅速积累的资金和利润,再次投向中国,利用我们政策的漏洞和产业政策转移升级的空隙,大量收购或入股中国的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在我们某些人眼中一钱不值,甚至视为包袱的日化、农产品加工,都纷纷有国家资本和财团控制。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家中,从电视机、冰箱、电脑,到洗衣粉、洗发露、牙膏,到吃的方便面,用的食用油,哪里不是国外的品牌,哪一样不被外资所控制,这还不包括某些高端制造业的关键设备,航空发动机,大型机电设备,甚至高端科技零部件,都需要进口,都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这还不包括资本市场上无处不在的金融黑手。这还不可怕吗?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和民族,命脉在人家手里握着,颠覆或颜色革命不是要看别人的心情或需要吗?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正一天天减少,危机正一天天逼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并警惕,别说老百姓,就是高层也不是都清醒。似乎可以买到的都不是问题,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说在国际关系的热恋期不是问题,但如果进入休眠期,甚至冷战期呢?关键设备到哪里去买,谁又会卖给你?国际关系有时候就像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困难的时候可以帮你,或者是看你可怜,或者是人家热心,但前提条件一定是你不如他,或者你家庭的情况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以及你有他需要的利益和回报。一旦你家庭发生了变化,或者你不再听话,他就会用另一个面孔来对待你,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打击,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彻底颠覆也不是没有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和石油这些战略物资,一旦没有人卖给你,怎么办?人家不打你你就乖乖投降了。这就是国际关系,这就是政治,而且是血淋淋的残酷的政治。”
“是啊!这是现实的问题,很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居然就忽视了”鲁健感慨地说:“现在的地方政府,说起来是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可持续发展,但谁又能真正费劲巴力地去发展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主导产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官员顾位置,政府顾数字,年度的考核现在是半年甚至一季度一报了,数字好不好看关系到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位置,这么严苛的考核面前,怎么让官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官员超脱地去务虚。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资,即有数字,有可以拉动内需,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房地产,盖房子需要工人吧,工人需要吃、穿、用吧,盖房子需要钢筋、水泥、沙子物料吧,需要运进运出吧,需要车辆人工吧,这都是明面的需求,还有房地产有金融流动吧,有税收吧,商品房销售有数字吧,这又是一层;房子可以安置回迁户吧,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土地可以卖钱吧,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吧,这还不包括有关人员的黑色收入和权钱交易了。这里只说的政府阳光层面的意义和作用。可以带来内需,拉动就业,促进生产和销售,还可以改善民生,这就是最大的政绩。为什么地方政府对高速公路建设,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热情,这就是原因。除此之外,你还让他关心什么,农业投入大,产出低,受天气和市场的影响太大,发展基础农业种粮食是稳妥,但产出低,农民生活和收入增长太慢;发展特色农业,需要科学规划、科技指导、科学统筹,产量小了形不成规模效益,产量大了销售又受市场影响,一切都好皆大欢喜,一旦产品滞销,上面逼下面闹,搞不好老百姓再给你来个寻死上吊,费力不讨好还有风险,而且累人累心政府还没有什么实际收益;抓工业吧,生产什么,重点鼓励什么,也是很费思量,而且现在什么没有生产,什么不再过剩,新兴产业是什么还真抓不准,企业小了没有规模效益,企业大了不一定听你招呼;而且一个企业从论证到建设再到生产,以致产生效益,短的六七年,长的十几年,哪一个官员可以等得起,而又有哪一个上级政府给你这样的时间;因此还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来的实惠,来的直接。或者是旅游和消费,只要有资源,也是可以快速看到效益和成绩的行业。”
“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文件出不了大院,这除了部门利益的博弈之外,更多的还是基层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作祟。”郑明也深有感触,“部门利益是第一道拦路虎,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可能触动部门固有的利益或格局,就说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说起来很好,前景也很美,但少了审判权,某些职能部门就少了利益和利益输送,更少了对基层和项目资金的控制,发改委没有了审判权,管理从哪里体现?让一个权力部门沦落到宏观研究和调控部门,何止是阵痛,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减税让利,说起来很容易,不改变总量,让出去的税收从哪里补回来,不让他找到补回的办法和地方,他会痛痛快快地实施吗,他不考虑乌纱帽吗?还有种种的纠葛,就更是让好政策难出大院了。再来说基层,考核方式不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实施,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政绩,他需要数字,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下面所能采取的,一个就是变相改变政策内容和实质,一个就是阳奉阴违,拖着不落实。”
“这么些年,我们过分强调财富带给人们的快乐,却恰恰忽视了财富带给人们的不快乐”,闫博年慢慢地想着说:“媒体、舆论、电视,甚至日常生活,炫耀的都是富人们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豪宅、豪车、豪富的生活,但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形态里,财富带给快乐的人群毕竟还是极少数,大多的还是普通民众,进城务工人员,甚至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财富对于他们是奢望,也是可望不可求的梦幻,他们面对的还得是平凡的生活,平常的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的问题和担心,财富其实对于他们不是快乐,而是负担。因此要研究他们的心理和需求,而不是迎合富人的的奢华,不是建更多的别墅、豪宅,私人会所、高档酒店,也不是极力宣扬宫廷菜、私房菜的神秘和高贵,而是要尽力解决安居房、保障房,学校、幼儿园配置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关注医疗投入和社会保障,关注世道人心,尽力解决老百姓的需求。这不是一句空话,过去的帝王还明白大灾之年免徭赋,农民起义还强调‘均贫富’,可见清醒的判断和诉求不但能获得民心,更能获得民力。而且要注重对青年,特别是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动辄帝王将相、美艳奢靡,对年轻人会是什么影响,又会将他们的观念带到何方?社会的稳定,首先应该是价值观的稳定,是人心的稳定,其实才可以谈的秩序的建立,诚信的回归,以及道德的重塑。”
谈着说着,一顿饭吃了将近二个小时,饭后鲁健书记和浩南省长、郑明书记亲切地将闫博年送到餐厅门口,看着闫博年离去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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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给天翔同志身上压更重的担子,要发挥他的长处。”
“浩南同志这话可是有挖墙脚的嫌疑啊!”郑明笑着抗议,“你光看到了天翔同志对国有企业稳定社会和群众情绪方面的特长,还没有看到他在平原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培训上的讲话材料呢,很有想法。”郑明看着鲁健笑着说:“他提出了反腐和防腐的一些具体想法,想法和思路与中央领导的思路完全吻合,就是反腐的同时,坚强防腐制度建设和作风监督,以防促管,打防结合,很有新意。”
“回头倒是可以请他来给我们上上课,讲一讲,毕竟他们的思路更接近现实一点。”鲁健说着提议,“喝酒,酒助谈兴。”
“天翔关注大型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我倒是很支持,我是企业出身,大型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闫博年思考着说:“我们河海,大型企业集团有上百家,而且机械制造就占了一半以上,以往也撑起了河海经济的半壁江山,现在他们陷入了困境,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更不应该忽视他们在办社会的同时形成的企业合力和凝聚力,这对政府管理是一种促进和互补,不能简单的否定,更不能放弃。”
“老领导说的是真章,一窝风的改革举措,伤害的都是我们以往倚重的财富。”浩南省长端起杯子轻轻地与闫博年碰了一下,接着说“我始终认为,能买来的东西,或者能轻易买来的东西,一定不是好东西,或者说是不重要的东西。有钱可以买来美食、汽车、房子、lv手包,甚至权利和美色,但可以买来时间和健康吗?不是有这样一句歌词吗---纵有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是说钱的局限性和无奈。没有自己的核心制造业,没有自己的研发和科研能力,没有**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思路,国家主权和安全如何保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体现。花大量的外汇进口大批的设备和技术,但核心技术却无法买到,因此成了世界工厂,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成了各主要资本国家逐利的市场,也成了世界加工厂和落后技术和设备的仓库,产生了大量的洋品牌和产品。由于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品牌自主权,现在充斥市场的家电、汽车,以及高端服装产品,有几个是我们自己的,又有几个不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生产的,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国际资本和集团低价进入中国后,利用各地给予的优惠和减免政策,迅速积累的资金和利润,再次投向中国,利用我们政策的漏洞和产业政策转移升级的空隙,大量收购或入股中国的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在我们某些人眼中一钱不值,甚至视为包袱的日化、农产品加工,都纷纷有国家资本和财团控制。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家中,从电视机、冰箱、电脑,到洗衣粉、洗发露、牙膏,到吃的方便面,用的食用油,哪里不是国外的品牌,哪一样不被外资所控制,这还不包括某些高端制造业的关键设备,航空发动机,大型机电设备,甚至高端科技零部件,都需要进口,都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这还不包括资本市场上无处不在的金融黑手。这还不可怕吗?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和民族,命脉在人家手里握着,颠覆或颜色革命不是要看别人的心情或需要吗?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正一天天减少,危机正一天天逼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并警惕,别说老百姓,就是高层也不是都清醒。似乎可以买到的都不是问题,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说在国际关系的热恋期不是问题,但如果进入休眠期,甚至冷战期呢?关键设备到哪里去买,谁又会卖给你?国际关系有时候就像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困难的时候可以帮你,或者是看你可怜,或者是人家热心,但前提条件一定是你不如他,或者你家庭的情况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以及你有他需要的利益和回报。一旦你家庭发生了变化,或者你不再听话,他就会用另一个面孔来对待你,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打击,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彻底颠覆也不是没有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食和石油这些战略物资,一旦没有人卖给你,怎么办?人家不打你你就乖乖投降了。这就是国际关系,这就是政治,而且是血淋淋的残酷的政治。”
“是啊!这是现实的问题,很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居然就忽视了”鲁健感慨地说:“现在的地方政府,说起来是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可持续发展,但谁又能真正费劲巴力地去发展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主导产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官员顾位置,政府顾数字,年度的考核现在是半年甚至一季度一报了,数字好不好看关系到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位置,这么严苛的考核面前,怎么让官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官员超脱地去务虚。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资,即有数字,有可以拉动内需,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房地产,盖房子需要工人吧,工人需要吃、穿、用吧,盖房子需要钢筋、水泥、沙子物料吧,需要运进运出吧,需要车辆人工吧,这都是明面的需求,还有房地产有金融流动吧,有税收吧,商品房销售有数字吧,这又是一层;房子可以安置回迁户吧,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土地可以卖钱吧,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吧,这还不包括有关人员的黑色收入和权钱交易了。这里只说的政府阳光层面的意义和作用。可以带来内需,拉动就业,促进生产和销售,还可以改善民生,这就是最大的政绩。为什么地方政府对高速公路建设,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热情,这就是原因。除此之外,你还让他关心什么,农业投入大,产出低,受天气和市场的影响太大,发展基础农业种粮食是稳妥,但产出低,农民生活和收入增长太慢;发展特色农业,需要科学规划、科技指导、科学统筹,产量小了形不成规模效益,产量大了销售又受市场影响,一切都好皆大欢喜,一旦产品滞销,上面逼下面闹,搞不好老百姓再给你来个寻死上吊,费力不讨好还有风险,而且累人累心政府还没有什么实际收益;抓工业吧,生产什么,重点鼓励什么,也是很费思量,而且现在什么没有生产,什么不再过剩,新兴产业是什么还真抓不准,企业小了没有规模效益,企业大了不一定听你招呼;而且一个企业从论证到建设再到生产,以致产生效益,短的六七年,长的十几年,哪一个官员可以等得起,而又有哪一个上级政府给你这样的时间;因此还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来的实惠,来的直接。或者是旅游和消费,只要有资源,也是可以快速看到效益和成绩的行业。”
“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文件出不了大院,这除了部门利益的博弈之外,更多的还是基层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作祟。”郑明也深有感触,“部门利益是第一道拦路虎,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可能触动部门固有的利益或格局,就说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说起来很好,前景也很美,但少了审判权,某些职能部门就少了利益和利益输送,更少了对基层和项目资金的控制,发改委没有了审判权,管理从哪里体现?让一个权力部门沦落到宏观研究和调控部门,何止是阵痛,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减税让利,说起来很容易,不改变总量,让出去的税收从哪里补回来,不让他找到补回的办法和地方,他会痛痛快快地实施吗,他不考虑乌纱帽吗?还有种种的纠葛,就更是让好政策难出大院了。再来说基层,考核方式不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实施,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政绩,他需要数字,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下面所能采取的,一个就是变相改变政策内容和实质,一个就是阳奉阴违,拖着不落实。”
“这么些年,我们过分强调财富带给人们的快乐,却恰恰忽视了财富带给人们的不快乐”,闫博年慢慢地想着说:“媒体、舆论、电视,甚至日常生活,炫耀的都是富人们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豪宅、豪车、豪富的生活,但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形态里,财富带给快乐的人群毕竟还是极少数,大多的还是普通民众,进城务工人员,甚至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财富对于他们是奢望,也是可望不可求的梦幻,他们面对的还得是平凡的生活,平常的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等的问题和担心,财富其实对于他们不是快乐,而是负担。因此要研究他们的心理和需求,而不是迎合富人的的奢华,不是建更多的别墅、豪宅,私人会所、高档酒店,也不是极力宣扬宫廷菜、私房菜的神秘和高贵,而是要尽力解决安居房、保障房,学校、幼儿园配置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关注医疗投入和社会保障,关注世道人心,尽力解决老百姓的需求。这不是一句空话,过去的帝王还明白大灾之年免徭赋,农民起义还强调‘均贫富’,可见清醒的判断和诉求不但能获得民心,更能获得民力。而且要注重对青年,特别是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动辄帝王将相、美艳奢靡,对年轻人会是什么影响,又会将他们的观念带到何方?社会的稳定,首先应该是价值观的稳定,是人心的稳定,其实才可以谈的秩序的建立,诚信的回归,以及道德的重塑。”
谈着说着,一顿饭吃了将近二个小时,饭后鲁健书记和浩南省长、郑明书记亲切地将闫博年送到餐厅门口,看着闫博年离去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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