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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周五一大早，我的侄女，当然随我姓陈，小名花儿，在山城网购了张去新加坡的单程票，一袭白裙平跟鞋去了机场，皮夹子里只有一百美元，包里有四本书和两件换洗衣服。过了安检，她换了钱，上了飞机。
厦门转机时她遇到一个四川老乡，看上去四十来岁，生得白净，有个二十二岁的女儿，正好和花儿同年。她帮老乡提行李找座位。巧的是两人座位相差一排，她俩就调换在一起了。老乡听说花儿一个人来到新加坡找男友，非常感动，告诉花儿她丈夫在新加坡有一个大公司，如果花儿需要工作，她愿意帮助。
老乡问花儿：“如果找不到他呢？”
花儿肯定说：“不会的，这么久的感情，再怎么也会见上一面。”
海关人员告诉花儿可停留新加坡九十天，她欣喜若狂。老乡把花儿带回家吃了午饭，一家人都往她碗里夹菜，说她太瘦了，如花的年龄，长身体呢，多吃点。
花儿哭了。
老乡安慰她：“别哭，等找到他了，你就安心了。”
花儿点点头，其实男友或许并不希望见面，两人分开已近一年。
老乡看她心事重重的样子，就不再说什么。她女儿问花儿：“要不要上网？”
花儿点点头，用老乡家的电脑发了一封邮件，告诉男友，她有事来新加坡，会去他学校，让他等她。她加了一句：“现在是下午三点多一点，希望四点前能见到你。”
老乡开车送花儿去南洋大学，仅花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她让老乡回家，说：“阿姨，祝我顺利吧！”
老乡说：“花儿，给我打电话。”
她紧紧地握着老乡的手，“我会的。谢谢你。”
看着老乡的车子远去，花儿心里一下子空了，空得发慌。她取出手机想打个电话给山城的母亲，可是手机限了国外使用。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未告知她去了新加坡。她有点后悔，走时起码应留一个字条给母亲，若是发现她不在山城，母亲不知有多么担心。
昨晚花儿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男友到南洋大学的生物营养所当研究员，QQ聊天得知具体地址，她几乎未多想，就决定来这儿会他。
进了校门走了一会儿，花儿发现自己来错了研究所，把神经所当成了生物营养所。这个所不在校园里，在校园外。天气热，路上竟然没人，无法问路。也没有巴士。她只能走路，虽是平跟鞋，但脚还是走出泡了，沉重的背包把两个肩膀勒红肿了。可马上要见到心爱的人，花儿的心止不住怦怦跳起来，她非常想念他。
终于有人经过，她打听到，临近下班时间，若是走路，肯定来不及赶到研究所。正好一辆的士驶来，她便坐进去，花了三十三个新币。的士载她来到目的地。研究所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花儿在男友的实验室外面等。想到他近在眼前，她激动得都快哭了。正好前台有供公用的电脑，花儿没有其他办法联系男友，便发了一个电子信，告诉他她在前台了，请来见面。等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人。她就进去了。
已到了下班时间，实验室还有人，她敲了门，里面人说：“请进。”
花儿进去一看，只有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男友不在。花儿着急了，问他们。
男的指了一个桌子，说：“你看她不是坐在那儿吗？”
花儿愣了，问：“是女士？”
男的说：“是啊，不是你要找的人吗？”
花儿慌了，借了他的电脑一查，原来学校里有三个人与男友同名同姓。排除两个女性，剩下一个，当然是男友。于是她写信给男友，因为她没带电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附近的麦当劳等他。
花儿发完信，就背着背包去麦当劳。她要了一杯可口可乐，在进门靠窗的地方坐下。有一对情人，手拉着手，身体依偎着，走过她的面前。以前她和男友也是如此。那时她和母亲住在伦敦，考上帝国理工学院建筑系，在一次学校的聚会上认识。之后，他从柏林飞来看她，她飞去看他。后来索性离开家，不顾一切抛弃学业，到他身边。
记得当时我对花儿说，你不能为了他，置学业和母亲不顾。花儿写了一封长信，骂我，说她已是一个成年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用不着我这个小姨来教训。她说，如果你读过这句诗：“是你照亮了我的世界，因为认识了你，我成为世界上那个最幸运的女孩。”小姨，你难道就不能明白他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吗？
我明白，我亲爱的花儿，小姨我还能说什么呢？人年轻时都得折腾，不折腾老了就会后悔。
花儿和男友好得像一个人，过了一年，回国见了彼此的家人，也见了我，男友外貌一般，但内秀，有主见，也很有建树，读博士时好几所大学都例外给他研究所的工作。后来，是什么原因，两人在一起就不像一个人了呢？她说不出来，总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爱她，她经常发脾气，有一次不辞而别回到山城。后来假装爱上另一个人，故意气他。看到他真气了，她便回到家。他说是原谅了她，可还是没有，等她回到柏林，他便很晚才回家。后来说是要去美国开会，她便回到山城看母亲。没多久，他去了一信，说他不准备回柏林，她的衣物会全部邮到她指定的地方。
结束时他们没说声再见。
现在她也许明白我这个小姨是对的，犯不着那么傻，丢失了自己，也丢失了他。
花儿坐在桌子上，她把包里的所有书取出来，一本是《万有引力之虹》，一本是《草叶集》，还有四本《战争与和平》。全是要送给他的。她翻着书，觉得惠特曼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她把这句写在诗集的扉页上。然后又叫了杯咖啡。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流逝。整整三个小时。花儿等得耐心，坚定。他会来见她的，起码可以补说一声再见。
麦当劳里人总是那么多，天色暗起来。还是不见男友的身影，花儿变得焦急起来。她提着包上了楼上，好多人坐在外面的一个阳台上抽烟。
她走了过去，一直走到边上，下面是一个空地。可以跳下去，跳下去不会死，会摔成一个残废。
不，没想好。
“我们陪你跳！想跳吗？”她闻声回转头，是两个当地女孩，穿得很酷，全是野战服，头发扎在花头巾里。
花儿没动。
两个女孩拉起手来，说：“一二三跳！”跳下去了。
她吓坏了，去看下面，什么人也没有。真是奇怪。她回过身，身边也没女孩，倒是阳台那边有几个抽烟的女孩。
她走过去问：“你们刚才看到两个女孩子，跳下去了没有，穿迷彩服的。”
没人回答她，她又问了一遍。有一个男孩才扔出一句：“没有啊。”
“有人跳楼，你们没看见。”
没人理睬她，她气得说了一句“撞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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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周五一大早，我的侄女，当然随我姓陈，小名花儿，在山城网购了张去新加坡的单程票，一袭白裙平跟鞋去了机场，皮夹子里只有一百美元，包里有四本书和两件换洗衣服。过了安检，她换了钱，上了飞机。
厦门转机时她遇到一个四川老乡，看上去四十来岁，生得白净，有个二十二岁的女儿，正好和花儿同年。她帮老乡提行李找座位。巧的是两人座位相差一排，她俩就调换在一起了。老乡听说花儿一个人来到新加坡找男友，非常感动，告诉花儿她丈夫在新加坡有一个大公司，如果花儿需要工作，她愿意帮助。
老乡问花儿：“如果找不到他呢？”
花儿肯定说：“不会的，这么久的感情，再怎么也会见上一面。”
海关人员告诉花儿可停留新加坡九十天，她欣喜若狂。老乡把花儿带回家吃了午饭，一家人都往她碗里夹菜，说她太瘦了，如花的年龄，长身体呢，多吃点。
花儿哭了。
老乡安慰她：“别哭，等找到他了，你就安心了。”
花儿点点头，其实男友或许并不希望见面，两人分开已近一年。
老乡看她心事重重的样子，就不再说什么。她女儿问花儿：“要不要上网？”
花儿点点头，用老乡家的电脑发了一封邮件，告诉男友，她有事来新加坡，会去他学校，让他等她。她加了一句：“现在是下午三点多一点，希望四点前能见到你。”
老乡开车送花儿去南洋大学，仅花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她让老乡回家，说：“阿姨，祝我顺利吧！”
老乡说：“花儿，给我打电话。”
她紧紧地握着老乡的手，“我会的。谢谢你。”
看着老乡的车子远去，花儿心里一下子空了，空得发慌。她取出手机想打个电话给山城的母亲，可是手机限了国外使用。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未告知她去了新加坡。她有点后悔，走时起码应留一个字条给母亲，若是发现她不在山城，母亲不知有多么担心。
昨晚花儿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男友到南洋大学的生物营养所当研究员，QQ聊天得知具体地址，她几乎未多想，就决定来这儿会他。
进了校门走了一会儿，花儿发现自己来错了研究所，把神经所当成了生物营养所。这个所不在校园里，在校园外。天气热，路上竟然没人，无法问路。也没有巴士。她只能走路，虽是平跟鞋，但脚还是走出泡了，沉重的背包把两个肩膀勒红肿了。可马上要见到心爱的人，花儿的心止不住怦怦跳起来，她非常想念他。
终于有人经过，她打听到，临近下班时间，若是走路，肯定来不及赶到研究所。正好一辆的士驶来，她便坐进去，花了三十三个新币。的士载她来到目的地。研究所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花儿在男友的实验室外面等。想到他近在眼前，她激动得都快哭了。正好前台有供公用的电脑，花儿没有其他办法联系男友，便发了一个电子信，告诉他她在前台了，请来见面。等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人。她就进去了。
已到了下班时间，实验室还有人，她敲了门，里面人说：“请进。”
花儿进去一看，只有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男友不在。花儿着急了，问他们。
男的指了一个桌子，说：“你看她不是坐在那儿吗？”
花儿愣了，问：“是女士？”
男的说：“是啊，不是你要找的人吗？”
花儿慌了，借了他的电脑一查，原来学校里有三个人与男友同名同姓。排除两个女性，剩下一个，当然是男友。于是她写信给男友，因为她没带电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附近的麦当劳等他。
花儿发完信，就背着背包去麦当劳。她要了一杯可口可乐，在进门靠窗的地方坐下。有一对情人，手拉着手，身体依偎着，走过她的面前。以前她和男友也是如此。那时她和母亲住在伦敦，考上帝国理工学院建筑系，在一次学校的聚会上认识。之后，他从柏林飞来看她，她飞去看他。后来索性离开家，不顾一切抛弃学业，到他身边。
记得当时我对花儿说，你不能为了他，置学业和母亲不顾。花儿写了一封长信，骂我，说她已是一个成年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用不着我这个小姨来教训。她说，如果你读过这句诗：“是你照亮了我的世界，因为认识了你，我成为世界上那个最幸运的女孩。”小姨，你难道就不能明白他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吗？
我明白，我亲爱的花儿，小姨我还能说什么呢？人年轻时都得折腾，不折腾老了就会后悔。
花儿和男友好得像一个人，过了一年，回国见了彼此的家人，也见了我，男友外貌一般，但内秀，有主见，也很有建树，读博士时好几所大学都例外给他研究所的工作。后来，是什么原因，两人在一起就不像一个人了呢？她说不出来，总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爱她，她经常发脾气，有一次不辞而别回到山城。后来假装爱上另一个人，故意气他。看到他真气了，她便回到家。他说是原谅了她，可还是没有，等她回到柏林，他便很晚才回家。后来说是要去美国开会，她便回到山城看母亲。没多久，他去了一信，说他不准备回柏林，她的衣物会全部邮到她指定的地方。
结束时他们没说声再见。
现在她也许明白我这个小姨是对的，犯不着那么傻，丢失了自己，也丢失了他。
花儿坐在桌子上，她把包里的所有书取出来，一本是《万有引力之虹》，一本是《草叶集》，还有四本《战争与和平》。全是要送给他的。她翻着书，觉得惠特曼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她把这句写在诗集的扉页上。然后又叫了杯咖啡。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流逝。整整三个小时。花儿等得耐心，坚定。他会来见她的，起码可以补说一声再见。
麦当劳里人总是那么多，天色暗起来。还是不见男友的身影，花儿变得焦急起来。她提着包上了楼上，好多人坐在外面的一个阳台上抽烟。
她走了过去，一直走到边上，下面是一个空地。可以跳下去，跳下去不会死，会摔成一个残废。
不，没想好。
“我们陪你跳！想跳吗？”她闻声回转头，是两个当地女孩，穿得很酷，全是野战服，头发扎在花头巾里。
花儿没动。
两个女孩拉起手来，说：“一二三跳！”跳下去了。
她吓坏了，去看下面，什么人也没有。真是奇怪。她回过身，身边也没女孩，倒是阳台那边有几个抽烟的女孩。
她走过去问：“你们刚才看到两个女孩子，跳下去了没有，穿迷彩服的。”
没人回答她，她又问了一遍。有一个男孩才扔出一句：“没有啊。”
“有人跳楼，你们没看见。”
没人理睬她，她气得说了一句“撞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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