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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战争，向敌人付出若干金银财物，如果目的是争取休整的机会，只要不是丧失主权和屈辱，并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败。北宋真宗时寇准主持澶渊之盟，对契丹增加“岁币”（每年支付的和平费），达成相当长期的和平，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另一大敌西夏。当时以及后世史家并不认为是错误决策，但寇准后来还是被政敌进谗，说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纪时，来自丹麦的维金人侵入英国，烧杀劫掠，十分残暴，英国国王阿尔佛莱德组织抗战，颇有成效，但维金人始终不退，占领了英国整个北方，后来的英国国王无奈，与维金人达成协议，每年付以一大笔岁币，称为“丹麦金”（Dane geld），国王向人民征税，用来付给敌人以购买和平，税项就叫做“丹麦金”。英国人民虽感到屈辱，但免了战争和被劫掠之苦，还是乐于交税，直到后来诺曼人入侵，将丹麦侵略者逐出英国为止，交付“丹麦金”的时期几长达二百年。不过两国对峙，一方付出和平费后，必须好好利用这段买来的和平时期来准备日后的抗战，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样，结果便是灭亡。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56]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当时和满清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只要赞成和金人议和，那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条件反射”。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边界要直到淮河，与扬州、南京已相距不远。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不是极大。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黄河长江以北的义民纷纷反金，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而且并无可以爆炸的炮弹，威力比较有限。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57]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点就满足了。[58]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59]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60]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后来袁崇焕被杀，“主张和议”是主要罪名之一。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单是在现代史上，后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产党人尤其善于运用，如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与德国议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订停战协定，北越、南越越共与美国、西贡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等都是。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策略或对或错，投降通常是错。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那时为了对满清及民军用兵，赋税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极，国库入不敷出，左支右绌，百废不举，对军队欠粮欠饷，裁撤驿站（既破坏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讯设备，大量失业的驿卒更成为造反民军的骨干，李自成即为被裁的驿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战言和，对朝廷和人民都是极大好事。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61]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作“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 -->>
为了避免战争，向敌人付出若干金银财物，如果目的是争取休整的机会，只要不是丧失主权和屈辱，并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败。北宋真宗时寇准主持澶渊之盟，对契丹增加“岁币”（每年支付的和平费），达成相当长期的和平，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另一大敌西夏。当时以及后世史家并不认为是错误决策，但寇准后来还是被政敌进谗，说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纪时，来自丹麦的维金人侵入英国，烧杀劫掠，十分残暴，英国国王阿尔佛莱德组织抗战，颇有成效，但维金人始终不退，占领了英国整个北方，后来的英国国王无奈，与维金人达成协议，每年付以一大笔岁币，称为“丹麦金”（Dane geld），国王向人民征税，用来付给敌人以购买和平，税项就叫做“丹麦金”。英国人民虽感到屈辱，但免了战争和被劫掠之苦，还是乐于交税，直到后来诺曼人入侵，将丹麦侵略者逐出英国为止，交付“丹麦金”的时期几长达二百年。不过两国对峙，一方付出和平费后，必须好好利用这段买来的和平时期来准备日后的抗战，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样，结果便是灭亡。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56]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当时和满清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只要赞成和金人议和，那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条件反射”。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边界要直到淮河，与扬州、南京已相距不远。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不是极大。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黄河长江以北的义民纷纷反金，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而且并无可以爆炸的炮弹，威力比较有限。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57]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点就满足了。[58]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59]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60]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后来袁崇焕被杀，“主张和议”是主要罪名之一。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单是在现代史上，后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产党人尤其善于运用，如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与德国议和，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订停战协定，北越、南越越共与美国、西贡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等都是。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策略或对或错，投降通常是错。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那时为了对满清及民军用兵，赋税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极，国库入不敷出，左支右绌，百废不举，对军队欠粮欠饷，裁撤驿站（既破坏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讯设备，大量失业的驿卒更成为造反民军的骨干，李自成即为被裁的驿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战言和，对朝廷和人民都是极大好事。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61]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作“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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