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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
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医生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
可红军战士们不知道的是曾经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
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过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家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工农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工农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
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主席。主席的疟疾尚未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
还有朱老总,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老总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
拿红军刘总参谋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
如果说洋顾问大人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付出多么大的牺牲,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
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
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脂或洋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洋油的竹筒灯和使用洋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人准备了3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
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地有人滑倒。
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然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
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
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
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极端残忍。
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
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医生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
可红军战士们不知道的是曾经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
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过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家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工农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工农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
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主席。主席的疟疾尚未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
还有朱老总,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老总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着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
拿红军刘总参谋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
如果说洋顾问大人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付出多么大的牺牲,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
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
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脂或洋油为燃料的竹筒灯,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洋油的竹筒灯和使用洋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人准备了3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
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地有人滑倒。
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然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
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
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
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极端残忍。
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