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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落花有泪读者的问题,元宝查了一下。
“苏黄米蔡”之“蔡”是谁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莆(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183;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
另外,水浒传上还有这样的典故
[萧让,着名书法家,善写当时苏、黄 、米、蔡四种字体,济州人氏。宋江被捉 到江州,吴用献计让戴宗请圣手书生萧让 和善刻金石印记的玉臂匠金大坚到梁山伪 造蔡京的文书,以救宋江。萧让从此上了梁山。]
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未必不可信,在这里元宝是取蔡京一说。我姑妄写之,大家姑妄看之。
云落花有泪读者的问题,元宝查了一下。
“苏黄米蔡”之“蔡”是谁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莆(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183;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屏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日,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
另外,水浒传上还有这样的典故
[萧让,着名书法家,善写当时苏、黄 、米、蔡四种字体,济州人氏。宋江被捉 到江州,吴用献计让戴宗请圣手书生萧让 和善刻金石印记的玉臂匠金大坚到梁山伪 造蔡京的文书,以救宋江。萧让从此上了梁山。]
虽然是小说家言,但是未必不可信,在这里元宝是取蔡京一说。我姑妄写之,大家姑妄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