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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因此，各省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看起来没有过去的总督巡抚那么多私权力，但又比他们多了一些公权力。而和民国的督军、巡阅使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没这么强，但是却又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多的来自中央的支持。
于是中国的革命委员会又被俄国同志称之为中国式的苏维埃，他们认为这种组织模式过于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力，并给予了中央太多的权力。当然，俄国人的这种看法并不代表整个俄共布的看法，在中国的共和党看来，现在俄国各地的苏维埃的自治权力未免太大了些，有些苏维埃甚至公然选举了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士当选了苏维埃的主席，这简直就是反革命团体么。
但是共和党的大多数党员们对于目前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态还是存在不满的，他们认为现在的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存在着不少缺陷。一个就是革命委员会和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冲突，比如革命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水利委员会就和地方上的水利局有着冲突，这样的部门和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权权力重叠案例不在少数。
其次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都是临时的，委员会很多委员一旦完成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就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也是不少委员身上官僚作风越来越浓厚的原因。因此很多委员们都主张应当把部门委员会的编制固定下来，采取专业负责的方式组建专业委员会。
最后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只到县一级，再往下就很难建立完全脱产的革命委员会了，简单的说就是县财政负担不起过多的脱产革命干部。于是县以下的行政管理，又主要依赖于县局部门和乡村系统。对于负有专职的公务员来说，其实很容易就同革命失去联系，因为他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很少和横向系统的干部进行交流。
因此县一级机关就成为了党内关注的重点，如何保证县机关的行政效率，又不能使其失去革命性，也就是失去和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
党内对县机关的组织方式也是争执的厉害，以宋云桐为首的委员们主张，县机关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和群众的沟通完全可以交给基层党组织，然后基层党组织再对革命委员会进行反馈。不过梁廷栋为首的委员主张，不能让基层群众失去对县机关的监督权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去反应群众问题，实际上就是给群众监督基层机关部门制造障碍。
党内的这两种主张一直争论不下，不过在此前欧洲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吴川一直采取的中立立场，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外交问题上。在战争红利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内，劳资冲突的问题倒也不算严重，因此这些问题暂时都被压制下去了。
去年底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欧洲方面在取消了美国大笔订单的同时，也一样取消了日本和中国的一部分订单，从而降低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工厂订单的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的同时，也引发了工人工资待遇下降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私人企业和合资企业，从而开始激化了中国的劳资冲突。
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遇到的工人抗议，多数就是因此而引发的。虽然，随着高尔察克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畅通，使得英法废除的订单，变成了来自俄国、东欧各国的订单，这极大的缓解了东北的经济问题。
但是党内的主流认识是，是时候解决工会问题及县以下机关的组织问题了。毕竟现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开始铺开建设，很快山东、河北、河南北部地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地带，这一地区的人口远远超过了东北，因此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县机关的组织问题和工会的领导问题，那么今后关内将会形成更大的麻烦。
这一次，宋云桐一方就吃了亏了，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宋云桐被派到了国外，这让梁廷栋和李大钊获得了一个毫无障碍的组织试验城市公社的机会。他们以哈尔滨红十月特种车辆厂为核心，再联合了附近的工厂和街道，建立了红十月城市公社的试点。
公社和集体合作社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和武装单位。梁廷栋和李大钊把公社作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一单元中确立了工人的领导权力，即通过各工厂的工会推举出工人代表，组建工人代表大会，对公社内部的各项政策进行监督，并拥有了对于公社领导人的罢免权。
公社领导人由县革命委员会任命，同时也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公社内执行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命令，和监督公社内行政部门的政策落实，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等。也就是说，公社成为了县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的交流沟通单位，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代表大会向县革命委员会反馈基层的问题，并直接监督基层的公社领导。
这一城市公社的试点显然是成功的，等到宋云桐返回长春时，支持建立基层公社的党员已经占据了主流。大家认为，公社这种形势不仅解决了基层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工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
过去共和党一直宣传，革命委员会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同农民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大多还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居多，工人出身的委员虽然有一些，但是在革命委员会中并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工人们很难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制定政策去引导革命委员会的前进，于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工人代表往往沦为了举手机器，最终形成了党的决定就是工人阶级的决定，反对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现象。
但事实上，党的许多政策是存在着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案，是有损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要比工人代表高的多，这就使得党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做出了退让。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共和党的委员们每一次就习惯性的让工人阶级做出牺牲了，因为工人阶级总是会服从于党的意志的。
现在公社建立之后，工人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党需要重视工人阶级的意志，否则就会失去公社的支持。因此在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党员看来，公社这一单位至少体现了工人领导国家的目标，自然是应当支持的。
耿谨文翻完了正本会议纪要后，整个人反而精神了起来，他心里默默的想着，“看起来这一次宋云桐这方倒是在会议上成为了少数派，公社的建制化已经不可能被拦阻了。不过，光凭梁廷栋和李大钊是做不到这样一面倒的胜利的，看来主席虽然不在国内，还是做了安排啊。”
思考了半天后，他拿过了一旁的空白稿纸，然后取过钢笔在稿纸抬头工整的写道：“关于建立天津公社试点的请求…”
nbsp; 因此，各省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看起来没有过去的总督巡抚那么多私权力，但又比他们多了一些公权力。而和民国的督军、巡阅使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没这么强，但是却又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多的来自中央的支持。
于是中国的革命委员会又被俄国同志称之为中国式的苏维埃，他们认为这种组织模式过于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力，并给予了中央太多的权力。当然，俄国人的这种看法并不代表整个俄共布的看法，在中国的共和党看来，现在俄国各地的苏维埃的自治权力未免太大了些，有些苏维埃甚至公然选举了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士当选了苏维埃的主席，这简直就是反革命团体么。
但是共和党的大多数党员们对于目前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态还是存在不满的，他们认为现在的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存在着不少缺陷。一个就是革命委员会和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冲突，比如革命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水利委员会就和地方上的水利局有着冲突，这样的部门和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权权力重叠案例不在少数。
其次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都是临时的，委员会很多委员一旦完成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就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也是不少委员身上官僚作风越来越浓厚的原因。因此很多委员们都主张应当把部门委员会的编制固定下来，采取专业负责的方式组建专业委员会。
最后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只到县一级，再往下就很难建立完全脱产的革命委员会了，简单的说就是县财政负担不起过多的脱产革命干部。于是县以下的行政管理，又主要依赖于县局部门和乡村系统。对于负有专职的公务员来说，其实很容易就同革命失去联系，因为他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很少和横向系统的干部进行交流。
因此县一级机关就成为了党内关注的重点，如何保证县机关的行政效率，又不能使其失去革命性，也就是失去和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
党内对县机关的组织方式也是争执的厉害，以宋云桐为首的委员们主张，县机关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和群众的沟通完全可以交给基层党组织，然后基层党组织再对革命委员会进行反馈。不过梁廷栋为首的委员主张，不能让基层群众失去对县机关的监督权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去反应群众问题，实际上就是给群众监督基层机关部门制造障碍。
党内的这两种主张一直争论不下，不过在此前欧洲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吴川一直采取的中立立场，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外交问题上。在战争红利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内，劳资冲突的问题倒也不算严重，因此这些问题暂时都被压制下去了。
去年底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欧洲方面在取消了美国大笔订单的同时，也一样取消了日本和中国的一部分订单，从而降低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工厂订单的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的同时，也引发了工人工资待遇下降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私人企业和合资企业，从而开始激化了中国的劳资冲突。
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遇到的工人抗议，多数就是因此而引发的。虽然，随着高尔察克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畅通，使得英法废除的订单，变成了来自俄国、东欧各国的订单，这极大的缓解了东北的经济问题。
但是党内的主流认识是，是时候解决工会问题及县以下机关的组织问题了。毕竟现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开始铺开建设，很快山东、河北、河南北部地区将会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地带，这一地区的人口远远超过了东北，因此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县机关的组织问题和工会的领导问题，那么今后关内将会形成更大的麻烦。
这一次，宋云桐一方就吃了亏了，在这个要紧的关头，宋云桐被派到了国外，这让梁廷栋和李大钊获得了一个毫无障碍的组织试验城市公社的机会。他们以哈尔滨红十月特种车辆厂为核心，再联合了附近的工厂和街道，建立了红十月城市公社的试点。
公社和集体合作社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行政单位和武装单位。梁廷栋和李大钊把公社作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一单元中确立了工人的领导权力，即通过各工厂的工会推举出工人代表，组建工人代表大会，对公社内部的各项政策进行监督，并拥有了对于公社领导人的罢免权。
公社领导人由县革命委员会任命，同时也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公社内执行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命令，和监督公社内行政部门的政策落实，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等。也就是说，公社成为了县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的交流沟通单位，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代表大会向县革命委员会反馈基层的问题，并直接监督基层的公社领导。
这一城市公社的试点显然是成功的，等到宋云桐返回长春时，支持建立基层公社的党员已经占据了主流。大家认为，公社这种形势不仅解决了基层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工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
过去共和党一直宣传，革命委员会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同农民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大多还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居多，工人出身的委员虽然有一些，但是在革命委员会中并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工人们很难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从而制定政策去引导革命委员会的前进，于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工人代表往往沦为了举手机器，最终形成了党的决定就是工人阶级的决定，反对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现象。
但事实上，党的许多政策是存在着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案，是有损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资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要比工人代表高的多，这就使得党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做出了退让。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共和党的委员们每一次就习惯性的让工人阶级做出牺牲了，因为工人阶级总是会服从于党的意志的。
现在公社建立之后，工人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党需要重视工人阶级的意志，否则就会失去公社的支持。因此在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党员看来，公社这一单位至少体现了工人领导国家的目标，自然是应当支持的。
耿谨文翻完了正本会议纪要后，整个人反而精神了起来，他心里默默的想着，“看起来这一次宋云桐这方倒是在会议上成为了少数派，公社的建制化已经不可能被拦阻了。不过，光凭梁廷栋和李大钊是做不到这样一面倒的胜利的，看来主席虽然不在国内，还是做了安排啊。”
思考了半天后，他拿过了一旁的空白稿纸，然后取过钢笔在稿纸抬头工整的写道：“关于建立天津公社试点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