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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困和病痛折磨中长大，青春期难以压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蜕变成一名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后来他主动投案自首，却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人生变化，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过网络上和报纸上关于他的一系列背景调查后，特别急于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人生。我去了他在欣乐社区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亲于得水早年抛下他们母子，不知去向，母亲在他出事时已身患绝症，没多久也离开人世。他在本地又没有别的亲属，我只好采访他住过的精神病院和他当年的代理律师，想尽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采访中意外从律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后来出现了，我于是通过律师要到电话联系上于得水，见面之后对于作国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缓口气，接着说：“于得水当年离开西州后混得不错，开了家建筑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他备感落寞，对亲生儿子便越发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听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儿子因杀人被收监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责，后悔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才让于作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他特别想见见儿子，不过由于警方在侦查期间规定嫌疑人只可以与律师见面，所以只能委托律师带话，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歉意，为显诚意，他还特别嘱咐律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儿子，但没想到父子俩终究还是没见上面。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于得水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于作国先是一阵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他其实并没有杀过任何人，于得水当时正在公司开重要会议，便没容他多解释，只是表示下午会带律师到医院，见面再详说，可就在那天的中午，于作国死了。”
耿昊的情绪愈显激动，说：“人家上午想翻供，中午就死了，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我曾与张世杰私下探讨过这个问题，可他始终端着一副不屑的样子，声称他们当时办案的程序和证据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从市局的熟人口中打听到，原来张世杰和‘3·19’案办案组负责人——已经退休的老局长，都是因为在侦办‘3·19’案时表现出色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你觉得于作国为什么要做替罪羊呢？”耐着性子听完耿昊冗长的讲述，杜英雄立马抢白道。
“也许是他太孤独了吧，又或许被人利用了，我终究不是你们这样的专家，这个问题实在说不好。”耿昊略显犹豫地说。
“你都说不清楚，还在书里乱写一通？”本就印象不好，又见耿昊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杜英雄有点搂不住火。
眼见他声音越来越高，韩印赶紧使个眼色，制止他再说下去，跟着打圆场问：“你有于得水的联系方式吗？”
“有，等一下……”耿昊当然不甘被呛，狠狠瞪了杜英雄一眼，才打开随身带的皮夹，“喏，这是他的名片。”
与耿昊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杜英雄仍气愤难平，坐在出租车里一个劲数落耿昊不是东西，韩印此时也懒得管他，扭头看窗外徐徐闪过的夜色，默默在脑袋里拼凑纷乱的案件枝节。这种动作对他来说就好像是玩拼图，只有把各个拼片放到对的位置，才能显现出图画的本来模样。当然，首先拼片数目得完整，韩印手里现在就少一块，因此他需要向张世杰讨要。
张世杰办公室半敞着门，像是算准他们会来而故意留的，但韩印还是礼貌地敲了两下才和杜英雄走进去。见到二人，张世杰放下手中的文件，指指身前办公桌上两个扣着盖子的饭盒，关切地招呼道：“忙到这会儿，饭还没得空吃吧？食堂晚上蒸包子，特意给你俩留的。”
“太好了，早就饿了！”杜英雄一屁股坐到张世杰对面，掀开饭盒，顾不上拿筷子，伸手抓了一个大包子就塞到嘴里，边嚼边说，“还是热乎的呢，对了，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呵呵，你们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张世杰卖关子似的笑笑，又特意与刚刚落座的韩印对了下眼，其实两人心里都有数，虽然相关信息在案件卷宗中都有记载，但有些东西还是面对面讲清楚为好。他起身倒了两杯水放到二人身前，再坐回椅子上，语重心长地接着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实质上最感兴趣的不是眼下的案子，而是‘3·19’案嫌疑人于作国，对于这个主动投案的嫌疑人，局里做过全面而又深入的背景调查。于作国年幼时个性还好，机灵懂事，智商方面甚至表现出比同年龄段孩子要高出一些的苗头，起初上学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随着癫痫病不时当众发作，他逐渐被同学们视为另类，与老师和同学之间互动少得可怜。后来又因家境困难，无法持续得到医治，他的认知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后期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个性便逐渐趋于孤僻自闭。浑浑噩噩升到初中后，学习越来越难跟上，性格方面受青春期叛逆情绪影响，开始出现暴力反社会倾向，严重到在课间把自己的教科书用打火机点燃，差点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因此被学校劝退，草草结束学生生涯。
“辍学后，由于母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于作国便如脱缰野马般整天在社区里东游西荡，以拾废品变卖挣取零用钱，然后去网吧挥霍。而不知道是不是受网络淫秽图片影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那一时期他开始疯狂迷恋女性丝袜，尤其是被女性穿过的。后来我们搜查他家时，在他床底下发现200多双丝袜，其中大多是捡来的，也有从别人家阳台上的晾衣架上偷拽下来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入室盗窃而得。据他交代，他从网络上查到撬门开锁的方法，在地摊上购买相关工具做成简易开锁器，撬开一家房门只需两三分钟，并且普通人难以察觉门锁被动过。加之入室后从不乱翻乱动，只以丝袜为目标，所以若不是他主动交代曾有过多次入室盗窃活动，被盗住户根本不会发觉家里进贼了。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得知，其实有些受害人是有所察觉的，但碍于丢的是丝袜之类的女性贴身物品，羞于启齿便未报案。
“于作国到案后供述了一系列作案情节，基本与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确指出所有犯罪现场地址，也能大致说出作案时间，尤其他交代了一个隐蔽性证据，连我们办案组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说在第二次作案时，曾不小心碰到床头桌，他记得有支口红掉到地上，被他随意一脚踢到床头桌下面。结果去痕检科核对，还真有这么一支口红。”
“当年社会舆论和媒体对案子关注得多吗？”韩印插话问。
张世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那还用说，那案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发生过的性质最为恶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后，很快便成为街头巷尾老百姓的热门话题，尤其在案发区域的欣乐社区，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媒体更别提了，那段时间差不多都是头版头条，尤其在全媒体经济时代，某些纸媒和网络媒体为生存和扩大影响，根本顾不上什么原则问题，也不听招呼，就跟疯了似的，穷尽各种手段从被害人家属口中甚至是局里的熟人关系中挖掘内幕，还给凶手封了个‘丝袜杀手’的绰号。还有，那时虽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网民利用博客和论坛对案件的议论也很热烈。可以说案子的瞩目度和透明度确实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里的办案压力。”张世杰顿了下，饶有意味地看了韩印一眼，接着说：“我懂你问话的意思，其实局里也担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审都全程录像，还邀请专家做过测谎，结果没发现他有说谎迹象，关键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社会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顶罪’动机。”
“您介绍得很具体，但这些还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杜英雄也卖了个关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志别沉不住气，我是觉得应该尽可能把我掌握的东西多跟你们说说，希望能有利于你们从专业角度做出更客观的判断。”张世杰抬手点点杜英雄，玩笑一句，接着说，“于作国投案后，由于癫痫病发作过于频繁，看守所方面担心发生意外，所以在侦查取证期间暂时将他收监到市局定点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个意外。事发当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期间他去了趟厕所，结果突然发病跌倒，后脑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虽救治及时，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意外发生后，局里做过慎重调查，当时在厕所里还有两名医生，两人描述的意外经过与技术勘查结论相吻合，从厕所外面的监控录像看，两人是先于于作国进入厕所的，且除了医患关系外，日常与于作国没有任何其他接触和利益关系，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谋划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于他父亲于得水的质疑，局里也认真考虑过，经查，于作国当天上午确实曾借有病人发狂引起医院混乱之际，溜到医生办公室给于得水打过一个电话，但所谓‘翻供’只是于得水一面之词；再者说，于作国本身思维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即使真说过他没杀过任何人的话，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是事实。更何况人又死了，调查根本无法展开，所以绝不存在‘舞弊’和‘阴谋论’的问题！”
说着说着，张世杰突然摆出一副严肃表情，郑重其事地说道：“卷宗你们也看过了，到最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结案，所以我必须严正声明一下：社会上的舆论、老百姓之间的传言，包括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其实是对整个案件的认知存在根本性误区，他们的意识里都认为于作国就是凶手，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畏罪自杀，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终结。但事实上，我们警方从未正式对外宣布认定于作国系‘3·19’系列强奸杀人案之凶手。原因咱们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证据方面只支持于作国到过后两起案件的现场，其余的什么也证明不了。还有他说作案时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区里的化粪池中，我们也一直未打捞到。也就是说，直到他意外死亡时，调查取证工作也仍在继续，当然最后是无疾而终，所以理论上说，这个案子至今都还悬着。”
“既然你们都清楚外界传言有误，为什么不澄清？”杜英雄不解地问。
张世杰微微撇了下嘴角，皱着眉沉吟一会儿，说：“虽然整体证据不足，但于作国大部分问题交代得还是蛮清楚的，除非是案件当事人，否则很难做到。另外，说来也不算什么证据，自于作国投案，至他意外死亡，调查取证长达近10个月，而在那段时间里相似的案件确实没再发生，甚至直到本年之前也未再出现，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说句实在话，局里大部分人，也包括我，早已心照不宣地在心里默认于作国可能就是‘3·19’案的凶手，所以对外界的传言采取不认同也不否认的态度。”
第七章雨夜断案
吃饱喝足，与张队谈话过后，韩印和杜英雄回到小会议室。此时两名女将正在里面翻看卷宗，四人便将各自掌握的信息互相通通气，接着韩印让他们三人先回去休息，打算连夜将错综复杂的前后案件关系梳理清楚，不过大家都提出要留下来，韩印也没多坚持，也许集思广益更能碰撞出些火花来。
目前看来，无论是耿昊的质疑，还是张队的释疑，都是只代表他们各自立场的片面之词。韩印让艾小美把审讯录像找出来放一下，大家一道来听听于作国本人是怎么说的。
很快，会议室中的投影幕布上，显示出于作国首次被提审的画面……
“杀人总共有几次？”审讯人问。
“三次。”于作国答。
“时间、地点？”审讯人问。
“3月19号，欣乐2区85号楼3单元401；4月25号……”于作国答。
“是这三个人吗？”审讯人依次摆出被害人的现场存证照。
“对。”于作国低头扫了一眼，很快确认道。
“之前认识她们吗？”审讯人问。
“不认识。”于作国答。
“她们不认识你，干吗让你进屋？”审讯人问。
“我一般先敲门，如果没人应，就撬开锁进去偷点东西。要是家里有人应门，就借口说是高价收废品的。”于作国答。
“都偷过什么？”审讯人问。
“丝……丝袜。”于作国略带磕巴地说。
“只是丝袜？”审讯人问。
“对，我喜欢……喜欢收集女人穿过的丝袜。”于作国继续支吾地说。
“偷过多少次？”审讯人问。
在穷困和病痛折磨中长大，青春期难以压抑性欲本能，致使他蜕变成一名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后来他主动投案自首，却又在精神病院意外死亡。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人生变化，充满了戏剧性和可塑性，所以起初我看过网络上和报纸上关于他的一系列背景调查后，特别急于了解他的成长经历甚至是整个人生。我去了他在欣乐社区的家，但早已人去屋空。他父亲于得水早年抛下他们母子，不知去向，母亲在他出事时已身患绝症，没多久也离开人世。他在本地又没有别的亲属，我只好采访他住过的精神病院和他当年的代理律师，想尽可能去挖掘他生活上的一些细节。而采访中意外从律师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后来出现了，我于是通过律师要到电话联系上于得水，见面之后对于作国的死便更加疑惑了。”
耿昊端杯喝口咖啡，缓口气，接着说：“于得水当年离开西州后混得不错，开了家建筑公司，也再度成家，但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他备感落寞，对亲生儿子便越发想念。2008年，他回到西州市，一打听才知道原配病入膏肓，儿子因杀人被收监在精神病院。他非常自责，后悔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才让于作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他特别想见见儿子，不过由于警方在侦查期间规定嫌疑人只可以与律师见面，所以只能委托律师带话，表达自己的关切和歉意，为显诚意，他还特别嘱咐律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儿子，但没想到父子俩终究还是没见上面。几日后的一个上午，于得水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在电话里于作国先是一阵沉默，很快又迫不及待地声称他其实并没有杀过任何人，于得水当时正在公司开重要会议，便没容他多解释，只是表示下午会带律师到医院，见面再详说，可就在那天的中午，于作国死了。”
耿昊的情绪愈显激动，说：“人家上午想翻供，中午就死了，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我曾与张世杰私下探讨过这个问题，可他始终端着一副不屑的样子，声称他们当时办案的程序和证据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从市局的熟人口中打听到，原来张世杰和‘3·19’案办案组负责人——已经退休的老局长，都是因为在侦办‘3·19’案时表现出色而获得晋升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如果你的结论是对的，那你觉得于作国为什么要做替罪羊呢？”耐着性子听完耿昊冗长的讲述，杜英雄立马抢白道。
“也许是他太孤独了吧，又或许被人利用了，我终究不是你们这样的专家，这个问题实在说不好。”耿昊略显犹豫地说。
“你都说不清楚，还在书里乱写一通？”本就印象不好，又见耿昊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杜英雄有点搂不住火。
眼见他声音越来越高，韩印赶紧使个眼色，制止他再说下去，跟着打圆场问：“你有于得水的联系方式吗？”
“有，等一下……”耿昊当然不甘被呛，狠狠瞪了杜英雄一眼，才打开随身带的皮夹，“喏，这是他的名片。”
与耿昊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杜英雄仍气愤难平，坐在出租车里一个劲数落耿昊不是东西，韩印此时也懒得管他，扭头看窗外徐徐闪过的夜色，默默在脑袋里拼凑纷乱的案件枝节。这种动作对他来说就好像是玩拼图，只有把各个拼片放到对的位置，才能显现出图画的本来模样。当然，首先拼片数目得完整，韩印手里现在就少一块，因此他需要向张世杰讨要。
张世杰办公室半敞着门，像是算准他们会来而故意留的，但韩印还是礼貌地敲了两下才和杜英雄走进去。见到二人，张世杰放下手中的文件，指指身前办公桌上两个扣着盖子的饭盒，关切地招呼道：“忙到这会儿，饭还没得空吃吧？食堂晚上蒸包子，特意给你俩留的。”
“太好了，早就饿了！”杜英雄一屁股坐到张世杰对面，掀开饭盒，顾不上拿筷子，伸手抓了一个大包子就塞到嘴里，边嚼边说，“还是热乎的呢，对了，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呵呵，你们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张世杰卖关子似的笑笑，又特意与刚刚落座的韩印对了下眼，其实两人心里都有数，虽然相关信息在案件卷宗中都有记载，但有些东西还是面对面讲清楚为好。他起身倒了两杯水放到二人身前，再坐回椅子上，语重心长地接着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实质上最感兴趣的不是眼下的案子，而是‘3·19’案嫌疑人于作国，对于这个主动投案的嫌疑人，局里做过全面而又深入的背景调查。于作国年幼时个性还好，机灵懂事，智商方面甚至表现出比同年龄段孩子要高出一些的苗头，起初上学成绩也相当不错，不过随着癫痫病不时当众发作，他逐渐被同学们视为另类，与老师和同学之间互动少得可怜。后来又因家境困难，无法持续得到医治，他的认知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后期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个性便逐渐趋于孤僻自闭。浑浑噩噩升到初中后，学习越来越难跟上，性格方面受青春期叛逆情绪影响，开始出现暴力反社会倾向，严重到在课间把自己的教科书用打火机点燃，差点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因此被学校劝退，草草结束学生生涯。
“辍学后，由于母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于作国便如脱缰野马般整天在社区里东游西荡，以拾废品变卖挣取零用钱，然后去网吧挥霍。而不知道是不是受网络淫秽图片影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那一时期他开始疯狂迷恋女性丝袜，尤其是被女性穿过的。后来我们搜查他家时，在他床底下发现200多双丝袜，其中大多是捡来的，也有从别人家阳台上的晾衣架上偷拽下来的，还有一些是通过入室盗窃而得。据他交代，他从网络上查到撬门开锁的方法，在地摊上购买相关工具做成简易开锁器，撬开一家房门只需两三分钟，并且普通人难以察觉门锁被动过。加之入室后从不乱翻乱动，只以丝袜为目标，所以若不是他主动交代曾有过多次入室盗窃活动，被盗住户根本不会发觉家里进贼了。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得知，其实有些受害人是有所察觉的，但碍于丢的是丝袜之类的女性贴身物品，羞于启齿便未报案。
“于作国到案后供述了一系列作案情节，基本与案情是吻合的，他能精确指出所有犯罪现场地址，也能大致说出作案时间，尤其他交代了一个隐蔽性证据，连我们办案组都没怎么注意到——他说在第二次作案时，曾不小心碰到床头桌，他记得有支口红掉到地上，被他随意一脚踢到床头桌下面。结果去痕检科核对，还真有这么一支口红。”
“当年社会舆论和媒体对案子关注得多吗？”韩印插话问。
张世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那还用说，那案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发生过的性质最为恶劣的案件。消息曝出后，很快便成为街头巷尾老百姓的热门话题，尤其在案发区域的欣乐社区，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媒体更别提了，那段时间差不多都是头版头条，尤其在全媒体经济时代，某些纸媒和网络媒体为生存和扩大影响，根本顾不上什么原则问题，也不听招呼，就跟疯了似的，穷尽各种手段从被害人家属口中甚至是局里的熟人关系中挖掘内幕，还给凶手封了个‘丝袜杀手’的绰号。还有，那时虽未有微博和微信，但很多网民利用博客和论坛对案件的议论也很热烈。可以说案子的瞩目度和透明度确实前所未有，也加重了局里的办案压力。”张世杰顿了下，饶有意味地看了韩印一眼，接着说：“我懂你问话的意思，其实局里也担心他是被人利用，所以每次提审都全程录像，还邀请专家做过测谎，结果没发现他有说谎迹象，关键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社会交往很少，根本找不出‘顶罪’动机。”
“您介绍得很具体，但这些还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杜英雄也卖了个关子，狡黠地笑道。
“小同志别沉不住气，我是觉得应该尽可能把我掌握的东西多跟你们说说，希望能有利于你们从专业角度做出更客观的判断。”张世杰抬手点点杜英雄，玩笑一句，接着说，“于作国投案后，由于癫痫病发作过于频繁，看守所方面担心发生意外，所以在侦查取证期间暂时将他收监到市局定点的精神病院，而他的死完全是一个意外。事发当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期间他去了趟厕所，结果突然发病跌倒，后脑碰到小便池的陶瓷外沿，虽救治及时，但终因伤势过重死亡。意外发生后，局里做过慎重调查，当时在厕所里还有两名医生，两人描述的意外经过与技术勘查结论相吻合，从厕所外面的监控录像看，两人是先于于作国进入厕所的，且除了医患关系外，日常与于作国没有任何其他接触和利益关系，基本可以排除二人谋划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至于他父亲于得水的质疑，局里也认真考虑过，经查，于作国当天上午确实曾借有病人发狂引起医院混乱之际，溜到医生办公室给于得水打过一个电话，但所谓‘翻供’只是于得水一面之词；再者说，于作国本身思维和精神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即使真说过他没杀过任何人的话，也不能代表他说的是事实。更何况人又死了，调查根本无法展开，所以绝不存在‘舞弊’和‘阴谋论’的问题！”
说着说着，张世杰突然摆出一副严肃表情，郑重其事地说道：“卷宗你们也看过了，到最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结案，所以我必须严正声明一下：社会上的舆论、老百姓之间的传言，包括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其实是对整个案件的认知存在根本性误区，他们的意识里都认为于作国就是凶手，甚至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畏罪自杀，案子也以他的死亡而终结。但事实上，我们警方从未正式对外宣布认定于作国系‘3·19’系列强奸杀人案之凶手。原因咱们做警察的都明白，除了口供，证据方面只支持于作国到过后两起案件的现场，其余的什么也证明不了。还有他说作案时戴的手套，被他扔到小区里的化粪池中，我们也一直未打捞到。也就是说，直到他意外死亡时，调查取证工作也仍在继续，当然最后是无疾而终，所以理论上说，这个案子至今都还悬着。”
“既然你们都清楚外界传言有误，为什么不澄清？”杜英雄不解地问。
张世杰微微撇了下嘴角，皱着眉沉吟一会儿，说：“虽然整体证据不足，但于作国大部分问题交代得还是蛮清楚的，除非是案件当事人，否则很难做到。另外，说来也不算什么证据，自于作国投案，至他意外死亡，调查取证长达近10个月，而在那段时间里相似的案件确实没再发生，甚至直到本年之前也未再出现，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说句实在话，局里大部分人，也包括我，早已心照不宣地在心里默认于作国可能就是‘3·19’案的凶手，所以对外界的传言采取不认同也不否认的态度。”
第七章雨夜断案
吃饱喝足，与张队谈话过后，韩印和杜英雄回到小会议室。此时两名女将正在里面翻看卷宗，四人便将各自掌握的信息互相通通气，接着韩印让他们三人先回去休息，打算连夜将错综复杂的前后案件关系梳理清楚，不过大家都提出要留下来，韩印也没多坚持，也许集思广益更能碰撞出些火花来。
目前看来，无论是耿昊的质疑，还是张队的释疑，都是只代表他们各自立场的片面之词。韩印让艾小美把审讯录像找出来放一下，大家一道来听听于作国本人是怎么说的。
很快，会议室中的投影幕布上，显示出于作国首次被提审的画面……
“杀人总共有几次？”审讯人问。
“三次。”于作国答。
“时间、地点？”审讯人问。
“3月19号，欣乐2区85号楼3单元401；4月25号……”于作国答。
“是这三个人吗？”审讯人依次摆出被害人的现场存证照。
“对。”于作国低头扫了一眼，很快确认道。
“之前认识她们吗？”审讯人问。
“不认识。”于作国答。
“她们不认识你，干吗让你进屋？”审讯人问。
“我一般先敲门，如果没人应，就撬开锁进去偷点东西。要是家里有人应门，就借口说是高价收废品的。”于作国答。
“都偷过什么？”审讯人问。
“丝……丝袜。”于作国略带磕巴地说。
“只是丝袜？”审讯人问。
“对，我喜欢……喜欢收集女人穿过的丝袜。”于作国继续支吾地说。
“偷过多少次？”审讯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