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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舒适的套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大部分计划一样，看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序，一到现场就碰壁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送了命，但总的说来，这是个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
区域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一九四一年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千寻万觅终于找到了东方占领区这块能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因为这儿用不着同什么政府磋商，用不着向当地百姓进行抚慰。这是处在德国炮口下的半个欧洲大陆，人口稀少。
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最最言之成理的简单计划。要把欧洲的犹太人“从西方清理到东方去”暂时集中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按性别编成庞大的劳动大队，运送到东部占领区去。到了那里叫他们修路，为了军用目的这一落后地区非常需要公路。在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多数犹太人无疑会受到自然因素的淘汰”如因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削弱体力等。至于少数几个经过考验、死里逃生的人，海德里希直率地说，只得对他们作出“相应处理”了，因为自然淘汰结果证明他们是顽强的，不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就会构成犹太民族新生的苗子。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残酷无情的思想。
内阁官员的一致反应是高度的热忱，纷纷提出建议以改进或加速计划的执行。会议在一致同意的良好气氛中结束，会后还按照上层官场的惯例举行美酒佳肴的盛宴。
不过这个方案几乎一开始就搞不成。劳动大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公路也没有修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我军撤出俄国的急行军过程中，军队深深感到该方案未能实现而大吃苦头。确实，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集中起来，装运到东方去，运到波兰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去。可是他们就在那儿呆下来了——这些被囚禁的难民人数庞大，对德国的人力物力上造成一个极大的负担，在卫生方面和治安方面都对后方构成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后来的那些党卫军会议纪要现在一份也没有了，无法说明为什么放弃了海德里希的计划。区域解决办法被胡乱地改头换面，变成了在日益扩大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附近修建大工厂，并就地利用犹太人的强迫劳动。他们试图通过削减营养、强化劳动进度等等办法，来实现预期中的自然缩减人数。可是要把一千一百万人口连根拔掉、重新安置，终究是件简直难以想象的行政工作，完全不是负责这项规划的柏林那帮蠢村解决得了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有一半犹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由于这规划而罹难的不过五百五十万，最高估计为六百万。
减少痛苦的处决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一下子改用毒气室进行无病致死的（减少痛苦的处决），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下子这样做的。人们对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普遍存在曲解和误解。
海德里希的这一计划是一帮养尊处优的官僚搞出来的，他们不象军人那样受过那么多折磨，吃过那么多苦头，经历过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结果搞出来的这个计划竟是一场荒谬透顶的大丑剧。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应变能力是异常惊人的。战俘忍受了好几年的恶劣生活条件。他们几乎学会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吃喝。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力枯竭的身体的需要几乎缩减到零。所有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自然淘汰的速度缓慢，叫人头痛。突然瘟疫蔓延了，病菌才不分抓俘虏的和被俘虏的呢。因此，病弱的犹太人成了当地居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经常威胁。
这些事态的发展分明引起了这种想法：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同时岂不又可去掉我们军队的一大包袱？这个包袱竟有这么沉，当初倒没及时料到呢。
原来，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本着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是根本办不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要弄死他们，他的意旨就是法律。人们只能用最正当、最实用、最文明的方式来执行。关于一百万儿童就这样被毒死这个无可抵赖的事实早已被大肆宣传，这件事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活活饿死对儿童说来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这样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至于掠夺那些新来的犹太人，甚至掠夺那些不幸死难者的尸体，这种行径确是不能原谅的。党卫军用这种方式积累了价值好几十亿马克的金银财宝，但这对德国的作战方面是否有好处还是个疑问，因为希姆莱一海德里希的特务机构飞扬跋扈，贪污腐化。至于利用尸体制造肥皂的传说，当然是英国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稽之谈。
军事影响：（一）人力这不是一个毫无军事影响的后方问题。区域解决办法具体地损害了我们的军事行动。
最大的损害是人力方面。大批健壮的德国男子从作战任务中抽出来，去管理犹太人。搜捕队、集中营看守等等，都是从当地居民中征募的。尽管如此，还足足有好几个师的德国人不去打仗，偏偏在政府机关和集中营里瞎忙着犹太人事务。
人力不足的问题在我们工厂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战俘和占领区来的强迫劳动者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干活，而且不管枪毙掉多少人，他们依旧坚持搞破坏活动。不过犹太人倒是人才济济，有能工巧匠，有专业人士，男男女女对任何技术性劳动都是一学就会。事实上，在毫不容情的搜捕队来把他们运走之前，他们就是被这样使用的。他们不大搞破坏活动。相反地，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这说明，他们拚命想保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丧失了几百万非常可靠、动机高尚、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动力。
最后一点，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瞧不起犹太人的作战能力是普遍风尚。他们固然在党卫军的管教下，看来好象是一帮温顺驯良而不堪一击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惊人大转变的，这点已由战后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我们要是当初能在东线用上一两百万象目前的犹太军队这种素质的战士，那该有多好呀！当时这种想法会被当作笑话看待。今天，悔之已晚了，我们只能表示惊讶而已。
军事影响：（二）军需和后勤当时对铁路运输所造成的负担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是经常性的。不管列车塞得如何满——这种超载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车皮被占用始终是个严重问题。前线始终没有足够的车皮和火车头。作战师的官兵坐在后方车站籁籁发抖，而专门用来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却装得满满的，车轮滚滚开向东方，然后空车回来，不作其他用途。这种非作战的用途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秘密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在美国只给过制造原子弹的单位。
军事影响：（三）士气尽管这政策的最终意图始终是保密的，可是许多德国部队确实亲眼看到了在执行的情况。这是有案可查的。遗憾的是，有些部队也被吸收进去，不仅在运送犹太人或看守犹太人这方面出了力，而且在屠杀过程这方面也效了劳。
当地的部队司令官有时也提供并运送流动行刑队，因为他们办的是官家的事。这些党卫军行刑队，名叫特别行动队，紧随在我们挺进的军队后面开进了俄国。为了把游击队活动在萌芽状态中就消灭掉，他们奉命不经审讯就可以把政治委员枪毙；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发布的著名政治委员命令。他们还奉命把凡是搜捕得到的犹太人都当作德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即予以消灭。当地居民都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加入特别行动队来对付当地的犹太人，结果骇人听闻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在军管区范围之内，遭到了比较守纪律的德国行刑队有计划的枪杀。
德国士兵无法始终避而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当地军队司令官竟然准许他们的部队——甚至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屠杀。结果事实俱在，还有照片为证：身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士兵在枪杀怀里抱着婴儿的犹太妇女。这类事件无疑在我们队伍里起了某种瓦解士气的作用，并引起人们对我们打仗的目的产生怀疑。一支军队出现这种情况，其战斗精神就受到了破坏。正如区域解决办法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个破坏我军士气的作用是不能以百分比或其他说明问题的数字来表达的。然而，这是东线的一个真实因素。象失败主义一样，缺乏自信对作战方面起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军人受的训练就是为了杀人。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跟敌人的命拼；这是最最正大光明的当兵准则。军人有时也不得不执行比较遗憾、比较肮脏的任务。他们必须枪毙蒙住眼睛、无能为力、站着等死的间谍或游击队员。按照命令他们有时必须把可能成为游击队好战士的小伙子、小姑娘和妇女绞死。不过这并不说明军人始终忍受得了这种差使，特别是一个德国军人，受的训练既要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又要讲究体面，顾全廉耻。在这点上纳粹对我们德国青年造的孽是难以忘怀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敌人的本质因此我们就归结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上：这项解决办法尽管弊端重重，究竟是不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战时保安措施？难道犹太人真是希特勒所假设的危害帝国安全的根本大敌？在这一问题里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哪一种帝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帝国概念。
（甲）自由主义的概念：一个爱好和平的帝国，在文化上主张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给犹太人以自由权，仿照法国和英国的榜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次要地位。
（乙）国家主义的概念：帝国作为一支新兴的世界力量，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建立一种荡涤一切外国色彩的德国文化；根据波拿巴主义者的“举国皆兵”的思想，建立武装部队；盲目忠于国王，忠于国土，忠于基督教的古老美德。
在这两种思想之上忽然冒出社会主义来了，它带来了四海一家、平均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那种感情用事、毒害非浅的大杂烩。但国家主义才是德国的真正精髓。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占上风的时候——如一八六六年，一八七零年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强大胜利。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露面的时候，德国就受苦受难。
全靠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把国家主义帝国的奥秘同社会主义那鼓舞平民的吸引力溶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希特勒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军方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对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全体人民采取基本的就业、保健和福利措施。
然而犹太人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主心骨。‘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公民权和优惠。自由主义让他们在金融界、自由职业界和艺术界自由发挥他们的干劲和才智。这些过去受歧视的人，那时到处抛头露面——兴旺发达，一副外国派头，身居要职，不加检点地炫耀他们暴发的财富。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救星。因此，对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献身国家主义的人来说，犹太人看来就是根本大敌了。
说来伤心，一切做法都是根据这个观点而来的。
犹太人的真正实力然而在一桩实际的历史事实面前，所有为区域解决办法辩解的企图都落空了。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促使别人来拯救他们；而自卫本能正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实力的试金石。
在希特勒掌心外的犹太人只能二筹莫展地旁观，眼看着他们在欧洲的骨肉兄弟落得个不明不白、凶险可怕的下场。那么希特勒作为信念的那个论点，所谓犹太人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世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犹太人既说不服一个国家为他们敞开大门，也买不通一个国家这样做，连对南美洲区区一个共和国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所谓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富又究竟何在呢？一九四四年，在秘密开始泄露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英、美人士去轰炸奥斯威辛，结果白费一场口舌，那么所谓他们无孔不入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呢？
这些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夸大了犹太人的威胁，把本意善良的德国人民引上了邪路。犹太人原可以对我们大有用处的。我们这一方要是加上了他们在人力、技能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减去这部分的重要作用，那就会众望所归。说不定到后来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会不同了！
因为即使在欧洲以外的犹太人没有力量进行解救，他们制造的舆论还是强有力的。他们的大叫大喊使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我国人民的歪曲，尽管我们打的仗是基督教世界反对赤色分子暴徒的仗，可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却把我国人民描绘成匈奴和鬼子。这就产生了两个同我们的事业生死攸关的政策——“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这种政策把两个强大的财间统治集团不可挽回地推到欧亚布尔什维主义一边去了。
如果纳粹政权把我们统治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处理得英明得体，就决不会闹出这类事来，这就是区域解决办法在军事上所造成的悲惨的矛盾局面。犹太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但是他们原可以成为强大的朋友的。由此可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应该认为是一项代价惨重的军事上失策。不过这事没有同武装部队商量过，不能责怪武装部队。这就是从这份硕果仅存的主要文件——万湖会议纪要得出的必然结论。
英译者按：我初次把本文的译稿递交美国海军学会会议记录汇编编辑特恩布尔。c。“巴克”富勒海军中将时，他原稿退回，并用红墨水大字草草写着：“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冷酷而令人恶心的狗屁塞到会议记录汇编里来，用意何在？”他是个老海员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在他的批语下写道：“为了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哪些事。”写好就把稿件寄回去了。过了六个月，文章在会议记录汇编上刊出了。以后，我在好些场合碰见过巴克。富勒，他都绝口不提阿尔明。冯。隆的文章。他至今还未提起呢。——维。亨
那些舒适的套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大部分计划一样，看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序，一到现场就碰壁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送了命，但总的说来，这是个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
区域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一九四一年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千寻万觅终于找到了东方占领区这块能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因为这儿用不着同什么政府磋商，用不着向当地百姓进行抚慰。这是处在德国炮口下的半个欧洲大陆，人口稀少。
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最最言之成理的简单计划。要把欧洲的犹太人“从西方清理到东方去”暂时集中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按性别编成庞大的劳动大队，运送到东部占领区去。到了那里叫他们修路，为了军用目的这一落后地区非常需要公路。在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多数犹太人无疑会受到自然因素的淘汰”如因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削弱体力等。至于少数几个经过考验、死里逃生的人，海德里希直率地说，只得对他们作出“相应处理”了，因为自然淘汰结果证明他们是顽强的，不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就会构成犹太民族新生的苗子。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残酷无情的思想。
内阁官员的一致反应是高度的热忱，纷纷提出建议以改进或加速计划的执行。会议在一致同意的良好气氛中结束，会后还按照上层官场的惯例举行美酒佳肴的盛宴。
不过这个方案几乎一开始就搞不成。劳动大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公路也没有修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我军撤出俄国的急行军过程中，军队深深感到该方案未能实现而大吃苦头。确实，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集中起来，装运到东方去，运到波兰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去。可是他们就在那儿呆下来了——这些被囚禁的难民人数庞大，对德国的人力物力上造成一个极大的负担，在卫生方面和治安方面都对后方构成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后来的那些党卫军会议纪要现在一份也没有了，无法说明为什么放弃了海德里希的计划。区域解决办法被胡乱地改头换面，变成了在日益扩大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附近修建大工厂，并就地利用犹太人的强迫劳动。他们试图通过削减营养、强化劳动进度等等办法，来实现预期中的自然缩减人数。可是要把一千一百万人口连根拔掉、重新安置，终究是件简直难以想象的行政工作，完全不是负责这项规划的柏林那帮蠢村解决得了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有一半犹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由于这规划而罹难的不过五百五十万，最高估计为六百万。
减少痛苦的处决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一下子改用毒气室进行无病致死的（减少痛苦的处决），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下子这样做的。人们对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普遍存在曲解和误解。
海德里希的这一计划是一帮养尊处优的官僚搞出来的，他们不象军人那样受过那么多折磨，吃过那么多苦头，经历过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结果搞出来的这个计划竟是一场荒谬透顶的大丑剧。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应变能力是异常惊人的。战俘忍受了好几年的恶劣生活条件。他们几乎学会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吃喝。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力枯竭的身体的需要几乎缩减到零。所有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自然淘汰的速度缓慢，叫人头痛。突然瘟疫蔓延了，病菌才不分抓俘虏的和被俘虏的呢。因此，病弱的犹太人成了当地居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经常威胁。
这些事态的发展分明引起了这种想法：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同时岂不又可去掉我们军队的一大包袱？这个包袱竟有这么沉，当初倒没及时料到呢。
原来，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本着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是根本办不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要弄死他们，他的意旨就是法律。人们只能用最正当、最实用、最文明的方式来执行。关于一百万儿童就这样被毒死这个无可抵赖的事实早已被大肆宣传，这件事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活活饿死对儿童说来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这样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至于掠夺那些新来的犹太人，甚至掠夺那些不幸死难者的尸体，这种行径确是不能原谅的。党卫军用这种方式积累了价值好几十亿马克的金银财宝，但这对德国的作战方面是否有好处还是个疑问，因为希姆莱一海德里希的特务机构飞扬跋扈，贪污腐化。至于利用尸体制造肥皂的传说，当然是英国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稽之谈。
军事影响：（一）人力这不是一个毫无军事影响的后方问题。区域解决办法具体地损害了我们的军事行动。
最大的损害是人力方面。大批健壮的德国男子从作战任务中抽出来，去管理犹太人。搜捕队、集中营看守等等，都是从当地居民中征募的。尽管如此，还足足有好几个师的德国人不去打仗，偏偏在政府机关和集中营里瞎忙着犹太人事务。
人力不足的问题在我们工厂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战俘和占领区来的强迫劳动者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干活，而且不管枪毙掉多少人，他们依旧坚持搞破坏活动。不过犹太人倒是人才济济，有能工巧匠，有专业人士，男男女女对任何技术性劳动都是一学就会。事实上，在毫不容情的搜捕队来把他们运走之前，他们就是被这样使用的。他们不大搞破坏活动。相反地，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这说明，他们拚命想保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丧失了几百万非常可靠、动机高尚、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动力。
最后一点，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瞧不起犹太人的作战能力是普遍风尚。他们固然在党卫军的管教下，看来好象是一帮温顺驯良而不堪一击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惊人大转变的，这点已由战后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我们要是当初能在东线用上一两百万象目前的犹太军队这种素质的战士，那该有多好呀！当时这种想法会被当作笑话看待。今天，悔之已晚了，我们只能表示惊讶而已。
军事影响：（二）军需和后勤当时对铁路运输所造成的负担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是经常性的。不管列车塞得如何满——这种超载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车皮被占用始终是个严重问题。前线始终没有足够的车皮和火车头。作战师的官兵坐在后方车站籁籁发抖，而专门用来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却装得满满的，车轮滚滚开向东方，然后空车回来，不作其他用途。这种非作战的用途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秘密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在美国只给过制造原子弹的单位。
军事影响：（三）士气尽管这政策的最终意图始终是保密的，可是许多德国部队确实亲眼看到了在执行的情况。这是有案可查的。遗憾的是，有些部队也被吸收进去，不仅在运送犹太人或看守犹太人这方面出了力，而且在屠杀过程这方面也效了劳。
当地的部队司令官有时也提供并运送流动行刑队，因为他们办的是官家的事。这些党卫军行刑队，名叫特别行动队，紧随在我们挺进的军队后面开进了俄国。为了把游击队活动在萌芽状态中就消灭掉，他们奉命不经审讯就可以把政治委员枪毙；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发布的著名政治委员命令。他们还奉命把凡是搜捕得到的犹太人都当作德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即予以消灭。当地居民都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加入特别行动队来对付当地的犹太人，结果骇人听闻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在军管区范围之内，遭到了比较守纪律的德国行刑队有计划的枪杀。
德国士兵无法始终避而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当地军队司令官竟然准许他们的部队——甚至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屠杀。结果事实俱在，还有照片为证：身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士兵在枪杀怀里抱着婴儿的犹太妇女。这类事件无疑在我们队伍里起了某种瓦解士气的作用，并引起人们对我们打仗的目的产生怀疑。一支军队出现这种情况，其战斗精神就受到了破坏。正如区域解决办法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个破坏我军士气的作用是不能以百分比或其他说明问题的数字来表达的。然而，这是东线的一个真实因素。象失败主义一样，缺乏自信对作战方面起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军人受的训练就是为了杀人。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跟敌人的命拼；这是最最正大光明的当兵准则。军人有时也不得不执行比较遗憾、比较肮脏的任务。他们必须枪毙蒙住眼睛、无能为力、站着等死的间谍或游击队员。按照命令他们有时必须把可能成为游击队好战士的小伙子、小姑娘和妇女绞死。不过这并不说明军人始终忍受得了这种差使，特别是一个德国军人，受的训练既要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又要讲究体面，顾全廉耻。在这点上纳粹对我们德国青年造的孽是难以忘怀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敌人的本质因此我们就归结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上：这项解决办法尽管弊端重重，究竟是不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战时保安措施？难道犹太人真是希特勒所假设的危害帝国安全的根本大敌？在这一问题里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哪一种帝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帝国概念。
（甲）自由主义的概念：一个爱好和平的帝国，在文化上主张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给犹太人以自由权，仿照法国和英国的榜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次要地位。
（乙）国家主义的概念：帝国作为一支新兴的世界力量，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建立一种荡涤一切外国色彩的德国文化；根据波拿巴主义者的“举国皆兵”的思想，建立武装部队；盲目忠于国王，忠于国土，忠于基督教的古老美德。
在这两种思想之上忽然冒出社会主义来了，它带来了四海一家、平均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那种感情用事、毒害非浅的大杂烩。但国家主义才是德国的真正精髓。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占上风的时候——如一八六六年，一八七零年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强大胜利。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露面的时候，德国就受苦受难。
全靠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把国家主义帝国的奥秘同社会主义那鼓舞平民的吸引力溶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希特勒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军方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对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全体人民采取基本的就业、保健和福利措施。
然而犹太人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主心骨。‘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公民权和优惠。自由主义让他们在金融界、自由职业界和艺术界自由发挥他们的干劲和才智。这些过去受歧视的人，那时到处抛头露面——兴旺发达，一副外国派头，身居要职，不加检点地炫耀他们暴发的财富。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救星。因此，对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献身国家主义的人来说，犹太人看来就是根本大敌了。
说来伤心，一切做法都是根据这个观点而来的。
犹太人的真正实力然而在一桩实际的历史事实面前，所有为区域解决办法辩解的企图都落空了。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促使别人来拯救他们；而自卫本能正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实力的试金石。
在希特勒掌心外的犹太人只能二筹莫展地旁观，眼看着他们在欧洲的骨肉兄弟落得个不明不白、凶险可怕的下场。那么希特勒作为信念的那个论点，所谓犹太人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世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犹太人既说不服一个国家为他们敞开大门，也买不通一个国家这样做，连对南美洲区区一个共和国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所谓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富又究竟何在呢？一九四四年，在秘密开始泄露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英、美人士去轰炸奥斯威辛，结果白费一场口舌，那么所谓他们无孔不入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呢？
这些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夸大了犹太人的威胁，把本意善良的德国人民引上了邪路。犹太人原可以对我们大有用处的。我们这一方要是加上了他们在人力、技能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减去这部分的重要作用，那就会众望所归。说不定到后来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会不同了！
因为即使在欧洲以外的犹太人没有力量进行解救，他们制造的舆论还是强有力的。他们的大叫大喊使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我国人民的歪曲，尽管我们打的仗是基督教世界反对赤色分子暴徒的仗，可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却把我国人民描绘成匈奴和鬼子。这就产生了两个同我们的事业生死攸关的政策——“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这种政策把两个强大的财间统治集团不可挽回地推到欧亚布尔什维主义一边去了。
如果纳粹政权把我们统治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处理得英明得体，就决不会闹出这类事来，这就是区域解决办法在军事上所造成的悲惨的矛盾局面。犹太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但是他们原可以成为强大的朋友的。由此可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应该认为是一项代价惨重的军事上失策。不过这事没有同武装部队商量过，不能责怪武装部队。这就是从这份硕果仅存的主要文件——万湖会议纪要得出的必然结论。
英译者按：我初次把本文的译稿递交美国海军学会会议记录汇编编辑特恩布尔。c。“巴克”富勒海军中将时，他原稿退回，并用红墨水大字草草写着：“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冷酷而令人恶心的狗屁塞到会议记录汇编里来，用意何在？”他是个老海员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在他的批语下写道：“为了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哪些事。”写好就把稿件寄回去了。过了六个月，文章在会议记录汇编上刊出了。以后，我在好些场合碰见过巴克。富勒，他都绝口不提阿尔明。冯。隆的文章。他至今还未提起呢。——维。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