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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案子，估计会成为第一嫌疑人。
刑警队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侦查工作，收集了很多线索，根据调查和监控，徐珊那晚做了件见义勇为的事。
视频里，徐珊在商场附近的街道目睹小偷偷走了一个女孩的手机，她提醒了那个女孩，和女孩一起去追小偷，摔了一跤。小偷还有个同伙，骑摩托车在街边接应。小偷拿到手机后，迅速上了同伙的摩托车，消失在街道转角。
后来小偷和同伙都被我们抓了，我当时就要冲上去揍他们，被大家死命拦住。经过审问，排除了他俩的杀人嫌疑。那个被偷手机的女孩也找到了，她说当晚手机没追回来，她谢过徐珊后俩人就分开了。
至此，这条线索也断了，只是解释通了徐珊手掌擦伤的由来。
在推测犯罪动机的时候，刑警队排查了徐珊的社会关系网，没查到什么线索。她的社会关系一向简单，性格又温和，平时没见她和别人起过冲突，基本可以排除仇杀和情杀，推测凶手临时起意的可能性大。
科室里当时还有人怀疑徐珊是不是受了我的连累。法医这个职业虽然是和死人打交道，但也很容易得罪人。我曾接到过许多恐吓电话和匿名信。
案件双方当事人肯定会有一方不满意，我一向坚持公平公正，问心无愧，却不承想会有人对我或者我亲密的人下手。当下的情景，让我不免往自己身上找原因，怕是自己连累了徐珊。
但这些毕竟都只是猜测，法医最看重的还是证据。
我按照最坏的设想分析下去，分尸是需要场所的，而运尸需要交通工具，所以嫌疑人在本地很可能有住所，有车辆。
后来，我们根据徐珊的手机锁定了一辆出租车，手机找到了，但司机却失踪了。
案子到这里，总算有了一丝出口，这个出租车司机有重大嫌疑。
我铆足了劲，顺着这个线索一路往下查。查到出租车司机之后，我因为破案心切，犯了一个自己永远不会原谅的错误。
当时的李大队安排痕检技术员把断手的指甲拿去市局送检，但是市局设备故障，技术员便把指甲放到了物证室，等待去省厅送检。省厅检验的手续繁杂，费时费力，我根本等不起。
于是我给邻市的师兄打了个电话，偷出了徐珊的指甲和在出租车司机家找到的生物检材去找他。
师兄说我这么做不符合规定，因为物证的保管、运输和送检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样私下检验就算做出结果也可能会成为非法证据，无法指证犯罪嫌疑人。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当时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抱着宁愿被开除也要抓住凶手的想法一再央求师兄。
师兄违例帮了我一回。DNA做出来，没有比中出租车司机的DNA，在本地的DNA库里也没有比中嫌疑人。这说明很可能存在除司机之外的另一名嫌疑人。
事后，我把指甲又放回了物证室。不久，市局更换了新的DNA设备，可以做更多位点，准确率更高，我忙不迭催着痕检技术员把指甲送去检验，却没有检验出有效的DNA成分。
我如同坠入了冰窖，从头到脚都被抽空了力气。
断手的五个手指，只有和犯罪嫌疑人用力接触过的食指和中指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
指甲里的DNA很少，本身属于微量物证，且稳定性受环境影响很大。之前送到师兄那里去检验，可能消耗了指甲里的所有DNA成分，没有剩余的DNA成分可以进行二次检验。也可能是送检耗时太长（往返加检验一整天），车里温度高、湿度大，指甲里的DNA霉变失效了。
无论是哪种原因，都是我违规送检造成的。我亲手毁掉了破案的希望。
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市局DNA室徐法医。徐法医怒气冲冲地质问我：“刘晓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案子可能就因为你的失误，再也破不了了！”
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记耳光。
至此，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徐珊很可能已经遇害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好像我不承认，她有一天就会回来。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嫌疑人再次以同样的手法作案，露出马脚让我抓住他。这种念头一闪而过，毕竟我不愿意无辜的人再受残害。
徐珊走后，大家都说我好像变了个人，拘谨、刻板、冷淡、钝感，开心不起来，也没绝望到想死，只剩一副面目模糊的样子。
我选择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严谨到近乎刻板，因为我吃过不严谨的亏。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当初李筝来的时候，我对她的大条很不满。现在看来，那其实只是我对自己曾经犯的错的不原谅。
案子发生后的这些年，每年的那天，无论局里多忙，我都会雷打不动地请假。大队长已经换了三任，一任比一任看我的眼神复杂，假倒是批得很痛快。
很多人劝我离开这里，换个新环境会让我好一些。特别是在破了很多大案后，我渐渐有了些名气，市局和省厅都想挖我过去，我拒绝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犯罪嫌疑人极可能是本地人，我得守在这里，亲手抓住他。
徐珊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没有给她做墓碑。我自然不会像局里的传言那样，什么在爱人的坟前大醉三天，哭得不成人形。
我只是在她布置的房子里，做一顿饺子。
亲近的朋友和家人都知道我这习惯，从来不会在这时候烦我。
饺子没吃几个，突然听到敲门声，我走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
是李筝。
我心里既失落又烦躁，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印象里我从来没跟她说过我家的地址。她平时大剌剌也就算了，今天这种日子，怎么也不让人清静。
我没有开门，想假装不在家，但敲门声一直不停。
我猛地一下拉开门，没想给她什么好脸。
门一开，我愣住了。李筝头上顶着一层薄雪，眼睛通红，明显是哭过，手里拎着个纸袋，里面装了几瓶酒。
我脱口而出：“你怎么来了？”
她眼睛红红、鼻子红红地看着我，也不说话。
我让她进来坐，去厨房给她倒了杯水。她愣愣地坐在沙发上，有点拘谨，我咳了一声，她才回过神来。
坐下后，我问她：“你怎么来了？还有，你这是怎么了？”
其实，她不说我也能猜到，知道我家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跟李筝和我都有交集的就更少了，十有八九是王猛告诉她的。看她哭成这样，肯定也是听王猛说了徐珊的事。
李筝胡乱抹了抹脸：“我去找你，他们说你今天没上班，我就去找猛哥……”
果然是他，我叹了口气。
李筝以为我不高兴了，赶紧说：“你别怪猛哥，他本来不肯跟我说的，让我别来烦你，是我逼他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你还来烦我？”
没想到李筝安静下来，低头想了想，认真道：“晓辉哥，许多事，不要都闷在心里。像我，我心里有事就喜欢喝酒，喝醉了也就发泄了。”
说话间，李筝开了瓶茅台，把杯里剩的水往绿萝里一浇，给我俩一人倒了一杯酒，把杯子塞到我手里。
我晃了晃酒杯，酒是好酒，已经挂壁了，估计是十年以上的茅台。
我没有倾诉的欲望，李筝也异常地安静。
我们寡淡地喝了半夜的酒，等我再去倒的时候，发现酒瓶已经见底，李筝趴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叹了口气，给李筝盖了条毯子，把她的头变成侧位，防止出现吸入性窒息。关键时刻，法医的职业素养还是要有的。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在忙案子，估计会成为第一嫌疑人。
刑警队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侦查工作，收集了很多线索，根据调查和监控，徐珊那晚做了件见义勇为的事。
视频里，徐珊在商场附近的街道目睹小偷偷走了一个女孩的手机，她提醒了那个女孩，和女孩一起去追小偷，摔了一跤。小偷还有个同伙，骑摩托车在街边接应。小偷拿到手机后，迅速上了同伙的摩托车，消失在街道转角。
后来小偷和同伙都被我们抓了，我当时就要冲上去揍他们，被大家死命拦住。经过审问，排除了他俩的杀人嫌疑。那个被偷手机的女孩也找到了，她说当晚手机没追回来，她谢过徐珊后俩人就分开了。
至此，这条线索也断了，只是解释通了徐珊手掌擦伤的由来。
在推测犯罪动机的时候，刑警队排查了徐珊的社会关系网，没查到什么线索。她的社会关系一向简单，性格又温和，平时没见她和别人起过冲突，基本可以排除仇杀和情杀，推测凶手临时起意的可能性大。
科室里当时还有人怀疑徐珊是不是受了我的连累。法医这个职业虽然是和死人打交道，但也很容易得罪人。我曾接到过许多恐吓电话和匿名信。
案件双方当事人肯定会有一方不满意，我一向坚持公平公正，问心无愧，却不承想会有人对我或者我亲密的人下手。当下的情景，让我不免往自己身上找原因，怕是自己连累了徐珊。
但这些毕竟都只是猜测，法医最看重的还是证据。
我按照最坏的设想分析下去，分尸是需要场所的，而运尸需要交通工具，所以嫌疑人在本地很可能有住所，有车辆。
后来，我们根据徐珊的手机锁定了一辆出租车，手机找到了，但司机却失踪了。
案子到这里，总算有了一丝出口，这个出租车司机有重大嫌疑。
我铆足了劲，顺着这个线索一路往下查。查到出租车司机之后，我因为破案心切，犯了一个自己永远不会原谅的错误。
当时的李大队安排痕检技术员把断手的指甲拿去市局送检，但是市局设备故障，技术员便把指甲放到了物证室，等待去省厅送检。省厅检验的手续繁杂，费时费力，我根本等不起。
于是我给邻市的师兄打了个电话，偷出了徐珊的指甲和在出租车司机家找到的生物检材去找他。
师兄说我这么做不符合规定，因为物证的保管、运输和送检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这样私下检验就算做出结果也可能会成为非法证据，无法指证犯罪嫌疑人。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当时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抱着宁愿被开除也要抓住凶手的想法一再央求师兄。
师兄违例帮了我一回。DNA做出来，没有比中出租车司机的DNA，在本地的DNA库里也没有比中嫌疑人。这说明很可能存在除司机之外的另一名嫌疑人。
事后，我把指甲又放回了物证室。不久，市局更换了新的DNA设备，可以做更多位点，准确率更高，我忙不迭催着痕检技术员把指甲送去检验，却没有检验出有效的DNA成分。
我如同坠入了冰窖，从头到脚都被抽空了力气。
断手的五个手指，只有和犯罪嫌疑人用力接触过的食指和中指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
指甲里的DNA很少，本身属于微量物证，且稳定性受环境影响很大。之前送到师兄那里去检验，可能消耗了指甲里的所有DNA成分，没有剩余的DNA成分可以进行二次检验。也可能是送检耗时太长（往返加检验一整天），车里温度高、湿度大，指甲里的DNA霉变失效了。
无论是哪种原因，都是我违规送检造成的。我亲手毁掉了破案的希望。
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市局DNA室徐法医。徐法医怒气冲冲地质问我：“刘晓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案子可能就因为你的失误，再也破不了了！”
我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记耳光。
至此，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徐珊很可能已经遇害了。只是我不愿意承认，好像我不承认，她有一天就会回来。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嫌疑人再次以同样的手法作案，露出马脚让我抓住他。这种念头一闪而过，毕竟我不愿意无辜的人再受残害。
徐珊走后，大家都说我好像变了个人，拘谨、刻板、冷淡、钝感，开心不起来，也没绝望到想死，只剩一副面目模糊的样子。
我选择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严谨到近乎刻板，因为我吃过不严谨的亏。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当初李筝来的时候，我对她的大条很不满。现在看来，那其实只是我对自己曾经犯的错的不原谅。
案子发生后的这些年，每年的那天，无论局里多忙，我都会雷打不动地请假。大队长已经换了三任，一任比一任看我的眼神复杂，假倒是批得很痛快。
很多人劝我离开这里，换个新环境会让我好一些。特别是在破了很多大案后，我渐渐有了些名气，市局和省厅都想挖我过去，我拒绝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犯罪嫌疑人极可能是本地人，我得守在这里，亲手抓住他。
徐珊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没有给她做墓碑。我自然不会像局里的传言那样，什么在爱人的坟前大醉三天，哭得不成人形。
我只是在她布置的房子里，做一顿饺子。
亲近的朋友和家人都知道我这习惯，从来不会在这时候烦我。
饺子没吃几个，突然听到敲门声，我走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
是李筝。
我心里既失落又烦躁，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印象里我从来没跟她说过我家的地址。她平时大剌剌也就算了，今天这种日子，怎么也不让人清静。
我没有开门，想假装不在家，但敲门声一直不停。
我猛地一下拉开门，没想给她什么好脸。
门一开，我愣住了。李筝头上顶着一层薄雪，眼睛通红，明显是哭过，手里拎着个纸袋，里面装了几瓶酒。
我脱口而出：“你怎么来了？”
她眼睛红红、鼻子红红地看着我，也不说话。
我让她进来坐，去厨房给她倒了杯水。她愣愣地坐在沙发上，有点拘谨，我咳了一声，她才回过神来。
坐下后，我问她：“你怎么来了？还有，你这是怎么了？”
其实，她不说我也能猜到，知道我家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跟李筝和我都有交集的就更少了，十有八九是王猛告诉她的。看她哭成这样，肯定也是听王猛说了徐珊的事。
李筝胡乱抹了抹脸：“我去找你，他们说你今天没上班，我就去找猛哥……”
果然是他，我叹了口气。
李筝以为我不高兴了，赶紧说：“你别怪猛哥，他本来不肯跟我说的，让我别来烦你，是我逼他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你还来烦我？”
没想到李筝安静下来，低头想了想，认真道：“晓辉哥，许多事，不要都闷在心里。像我，我心里有事就喜欢喝酒，喝醉了也就发泄了。”
说话间，李筝开了瓶茅台，把杯里剩的水往绿萝里一浇，给我俩一人倒了一杯酒，把杯子塞到我手里。
我晃了晃酒杯，酒是好酒，已经挂壁了，估计是十年以上的茅台。
我没有倾诉的欲望，李筝也异常地安静。
我们寡淡地喝了半夜的酒，等我再去倒的时候，发现酒瓶已经见底，李筝趴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叹了口气，给李筝盖了条毯子，把她的头变成侧位，防止出现吸入性窒息。关键时刻，法医的职业素养还是要有的。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