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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文虽是一首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好诗，意境深远，极富美学价值，但其中的消极与无为的佛老思想以及驾空的乡村图片却是感动文人、而忘乎百姓的。与王维不同的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有部分作品却显示者重与躬耕生活的体验，这是陶渊明田园诗最有特点的一部分，也是他诗歌最为精彩和千百年来使他一直保持着田园诗圣祖的根本原因所在。
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至于士大夫亲身躬耕，并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而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及自己劳动生活的亦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的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情实景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含着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中写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后回家休息得到的快慰，都极为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了农民普遍的感受；“四肢诚乃疲，庶无异患干”（4）写出了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一首而言，把进入官场比做“误落尘网”和“久在樊笼”突出了一种走入官场的懊悔之心。“羁鸟”与“池鱼”则说明他在官场中的不自在，从而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描写诗人在农田中干一些自认为该干的事。“方宅十余亩虚室有余闲”勾勒出一幅农缩画，流露出离开锦衣玉石的官场得到宁静的生活之趣。“久在藩笼里，复得返自然”酣畅淋漓的表达了自归田后无比喜悦的心情，与知心好友“怪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跟邻居“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此领”于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曾这样写道：“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曦皇上人”而他的桃花源记中则有了心中最为美好的社会与人生理念。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渊明从下定决心去当隐士之日起，就没有回过头，他与社会的人们交往，别人说什么都是可以，但涉及到出仕问题，他就坚决抵制。别人在赴官的路上来看望他，劝他出仕，他作与殷晋安别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大有绝交之意。他与农夫交往，尽管“田夫有好怀”但若劝他出仕，他便说：“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5）“他既没有在官场生活中泯灭自我，也没有在自然田园生活中泯灭自我”（6）这就是陶渊明特殊的隐逸风度，这就是他的心态。
陶渊明的归隐，实为中国文化的里程碑。又确是中华文人的精神港湾，他的归隐无异为后代世子搭建了一个精神的草屋，与后代白居易的茅屋实乃遥相呼应，又显然高出一筹。
在陶渊明之前，无论是屈原式的以身殉国，还是阮籍、嵇康式的啸傲山林，与世抗争，最终都未能摆脱悲剧性的命运。相反，陶渊明生存策略还是比较实际的，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的人生道路就成为后来封建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时代来说，如封建时代的李白、高适、颜真卿、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有启蒙时代的龚自珍、谭嗣同；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鲁迅。以阶层来看，有文人，爱国志士，有官僚，有隐士，也有革命家。
归隐并不是自陶渊明始，从长沮，桀溺到东汉的张衡，但为什么后来人说到归隐，总是习惯以陶渊明为代表呢？这恐怕又源于他的平凡性和悲壮性。他的平凡，是指他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却能出于平淡，他将庄子精神的彼岸还原到生活的现实世界，即将庄子的思想风范变成了可供人效仿的具体生活模式。所以他的生活性、通俗性缩短了庄子与常人的距离，而他的悲壮性又体现在他以舍弃物质享受为沉重代价，换取了精神方面的自由。精神自由不唯陶渊明所独钟，应该是整个魏晋风尚，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采取的却是一种与当局者都决绝的态度，使他成为了一位清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者，较之其他魏晋士子，陶渊明更具有一种清刚之气，劲键之骨，他不止在与统治者的完全对抗中体现了个体的崇高地位，而且还显示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高傲驶驾。
林雨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在那些较为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以陶渊明为例，我们可以看见积极人生已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丧失了尖锐的批判性。”（7）
较之西方，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风范与人格涵养，如果说，西方人重视功利的话，那么中国则更重视人自身的的修养，这种传统人格。由先秦诸子肇其始端，而后，代代相续，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崇尚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同时，中国人又安静自守，无论多么沉重的痛苦，都能将其淡化、消释，而在这方面陶渊明均有其典范作用，乃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宣。”在某些场合下成为这两种人格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抹杀人的个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却又相当地保持着一种桀骜不训之气，这便是后代人性泛化了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之后的愤而挂冠，紧步陶公；汪元亮“遮莫貂禅贵此身，何如柴桑漉洒巾”的保持气节，这些都可视为陶公的风范自现。
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共鸣，高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对陶渊明顶礼膜拜，曾作追怀陶公诗109首；政治家、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人境庐诗草渊源何来？一目了然，后世仿其采菊、爱菊、寄喻南山，无非是对他冲淡胸襟的追仰。如果说，陶渊明自己没有勇气在人境中结庐，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倒是在要境中结庐的。如果说，陶渊明是在庐山下采菊，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在红尘中“采菊”的。后世人将陶渊明作为自己的风度展示，但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却有种种困难，把山林隐逸贯注到现实的物欲世界中来，一面进取，一面逍遥。他们把山林隐逸的恬淡自守，调到一个合适的度，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努力保持心理的平衡，保持一种宁静与自得。具体的说，这就是进取中节制过分膨胀的欲望，万事看的淡一点。同时，要超脱，自行消释掉失败的忧伤与颓废。陶渊明那种淡泊自守的精神，赢得了朝市中形形色色人的真心赏会。那是因为，人们需要它，需要它来熨平异化社会的种种心灵创伤。他们需要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山林隐逸精神，需要这种闲淡、潇洒，来消释掉痛苦、矫正失重的心，所以，千千万万和陶渊明性格迥异的人，一面舍不得功名事业，要在人境中结庐，一面则淡化争斗的烦扰，力图“无车马喧”陶渊明自己虽没有作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是让后世人真正躬行。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苦痛中辗转挣扎的民族，又是一个恬然自乐、安静自守的民族。中国人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慰精神，无论怎样大的打击？怎样深的创伤？他们都能将其淡化掉、抹平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界再凶险，而个体的心情总是很宁静；处境再困难，总以为人生还很美好来安慰自己。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自造出一个“而无车马喧”的极乐世界，自得其乐，乐不可支。中华民族是一个豁达的民族，是一个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有着极强忍耐力、生存力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开拓精神不足的民族。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庄子的思想内涵，也有陶渊明的生活风范。这种民族精神从个人品德来说，是一种高修养、高风范。而从个人心情来说，是一种高享受。它能将痛苦化为愉悦，狂燥化为恬静。但从社会的前行来说，虽然它节制了盲目的暴乱、无效的反抗，但无疑包含了一种漠视现实，不思变革的惰性。这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应该深刻自省的。
所以，此文虽是一首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好诗，意境深远，极富美学价值，但其中的消极与无为的佛老思想以及驾空的乡村图片却是感动文人、而忘乎百姓的。与王维不同的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有部分作品却显示者重与躬耕生活的体验，这是陶渊明田园诗最有特点的一部分，也是他诗歌最为精彩和千百年来使他一直保持着田园诗圣祖的根本原因所在。
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至于士大夫亲身躬耕，并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而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及自己劳动生活的亦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的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情实景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含着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中写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后回家休息得到的快慰，都极为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了农民普遍的感受；“四肢诚乃疲，庶无异患干”（4）写出了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一首而言，把进入官场比做“误落尘网”和“久在樊笼”突出了一种走入官场的懊悔之心。“羁鸟”与“池鱼”则说明他在官场中的不自在，从而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描写诗人在农田中干一些自认为该干的事。“方宅十余亩虚室有余闲”勾勒出一幅农缩画，流露出离开锦衣玉石的官场得到宁静的生活之趣。“久在藩笼里，复得返自然”酣畅淋漓的表达了自归田后无比喜悦的心情，与知心好友“怪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跟邻居“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此领”于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曾这样写道：“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曦皇上人”而他的桃花源记中则有了心中最为美好的社会与人生理念。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渊明从下定决心去当隐士之日起，就没有回过头，他与社会的人们交往，别人说什么都是可以，但涉及到出仕问题，他就坚决抵制。别人在赴官的路上来看望他，劝他出仕，他作与殷晋安别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大有绝交之意。他与农夫交往，尽管“田夫有好怀”但若劝他出仕，他便说：“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5）“他既没有在官场生活中泯灭自我，也没有在自然田园生活中泯灭自我”（6）这就是陶渊明特殊的隐逸风度，这就是他的心态。
陶渊明的归隐，实为中国文化的里程碑。又确是中华文人的精神港湾，他的归隐无异为后代世子搭建了一个精神的草屋，与后代白居易的茅屋实乃遥相呼应，又显然高出一筹。
在陶渊明之前，无论是屈原式的以身殉国，还是阮籍、嵇康式的啸傲山林，与世抗争，最终都未能摆脱悲剧性的命运。相反，陶渊明生存策略还是比较实际的，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的人生道路就成为后来封建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时代来说，如封建时代的李白、高适、颜真卿、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有启蒙时代的龚自珍、谭嗣同；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鲁迅。以阶层来看，有文人，爱国志士，有官僚，有隐士，也有革命家。
归隐并不是自陶渊明始，从长沮，桀溺到东汉的张衡，但为什么后来人说到归隐，总是习惯以陶渊明为代表呢？这恐怕又源于他的平凡性和悲壮性。他的平凡，是指他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却能出于平淡，他将庄子精神的彼岸还原到生活的现实世界，即将庄子的思想风范变成了可供人效仿的具体生活模式。所以他的生活性、通俗性缩短了庄子与常人的距离，而他的悲壮性又体现在他以舍弃物质享受为沉重代价，换取了精神方面的自由。精神自由不唯陶渊明所独钟，应该是整个魏晋风尚，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采取的却是一种与当局者都决绝的态度，使他成为了一位清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者，较之其他魏晋士子，陶渊明更具有一种清刚之气，劲键之骨，他不止在与统治者的完全对抗中体现了个体的崇高地位，而且还显示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高傲驶驾。
林雨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在那些较为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以陶渊明为例，我们可以看见积极人生已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丧失了尖锐的批判性。”（7）
较之西方，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风范与人格涵养，如果说，西方人重视功利的话，那么中国则更重视人自身的的修养，这种传统人格。由先秦诸子肇其始端，而后，代代相续，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崇尚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同时，中国人又安静自守，无论多么沉重的痛苦，都能将其淡化、消释，而在这方面陶渊明均有其典范作用，乃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宣。”在某些场合下成为这两种人格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抹杀人的个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却又相当地保持着一种桀骜不训之气，这便是后代人性泛化了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之后的愤而挂冠，紧步陶公；汪元亮“遮莫貂禅贵此身，何如柴桑漉洒巾”的保持气节，这些都可视为陶公的风范自现。
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共鸣，高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对陶渊明顶礼膜拜，曾作追怀陶公诗109首；政治家、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人境庐诗草渊源何来？一目了然，后世仿其采菊、爱菊、寄喻南山，无非是对他冲淡胸襟的追仰。如果说，陶渊明自己没有勇气在人境中结庐，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倒是在要境中结庐的。如果说，陶渊明是在庐山下采菊，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在红尘中“采菊”的。后世人将陶渊明作为自己的风度展示，但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却有种种困难，把山林隐逸贯注到现实的物欲世界中来，一面进取，一面逍遥。他们把山林隐逸的恬淡自守，调到一个合适的度，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努力保持心理的平衡，保持一种宁静与自得。具体的说，这就是进取中节制过分膨胀的欲望，万事看的淡一点。同时，要超脱，自行消释掉失败的忧伤与颓废。陶渊明那种淡泊自守的精神，赢得了朝市中形形色色人的真心赏会。那是因为，人们需要它，需要它来熨平异化社会的种种心灵创伤。他们需要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山林隐逸精神，需要这种闲淡、潇洒，来消释掉痛苦、矫正失重的心，所以，千千万万和陶渊明性格迥异的人，一面舍不得功名事业，要在人境中结庐，一面则淡化争斗的烦扰，力图“无车马喧”陶渊明自己虽没有作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是让后世人真正躬行。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苦痛中辗转挣扎的民族，又是一个恬然自乐、安静自守的民族。中国人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慰精神，无论怎样大的打击？怎样深的创伤？他们都能将其淡化掉、抹平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界再凶险，而个体的心情总是很宁静；处境再困难，总以为人生还很美好来安慰自己。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自造出一个“而无车马喧”的极乐世界，自得其乐，乐不可支。中华民族是一个豁达的民族，是一个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有着极强忍耐力、生存力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开拓精神不足的民族。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庄子的思想内涵，也有陶渊明的生活风范。这种民族精神从个人品德来说，是一种高修养、高风范。而从个人心情来说，是一种高享受。它能将痛苦化为愉悦，狂燥化为恬静。但从社会的前行来说，虽然它节制了盲目的暴乱、无效的反抗，但无疑包含了一种漠视现实，不思变革的惰性。这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应该深刻自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