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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捞取军功。高祖袁绍也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于是批准袁谭带兵出征黑山军。
而且借着出征的机会，袁绍还把一部分军权的职务，转交给了袁谭。这极大地削弱了袁熙的势力。
削袁熙而益袁谭，实际上公开了袁谭和袁熙的矛盾。自此之后，袁谭、袁熙都开始加紧政治竞争，暗中招兵买马。
由于袁谭长居冀州，与袁绍近臣接触较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袁绍头号谋臣辛评就公开支持袁谭。荀谌心怀两端，时而倒向袁谭，时而倒向袁熙。
逢纪、审配则坚决支持袁熙，屡次向袁绍陈述袁熙的大功，决不能起抑制之意，以免父子生嫌。
为了安抚袁熙，袁绍有一匹胡马，高大健壮且性子暴烈，人骑时经常被掀下马来，一般人不敢骑。
于是袁绍打算，把这匹好马送给袁熙，以表达对袁熙的亏欠，袁熙和许褚合力制服此骏马，也就是绝影。
不过后来传言说，袁熙说自己有天命在身，所以能够制服它，袁谭闻言，让人添油加醋地向袁绍诬告，说袁熙自称有天子之命，太祖袁绍闻言大怒，不过不知什么原因，袁绍放弃了斥责袁熙的打算。
可见二子争斗，已经相当激烈了。
同时两人不遗余力地，争取地方上的势力。袁谭根据辛评的建议，积极地在各地培养拉拢私人势力。他勾结藏洪、朱灵、焦触等人，不断调取精兵，以做不时之需，巩固他的幽州。
袁熙则以青州为据点，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晋书·列传第十九·张郃传》）。他的心腹徐晃则，常年坐镇青州，不断以金银财宝招纳山东豪杰。
袁谭以利害关系，拉上了袁尚，一同对付袁熙。袁尚才能和谋略，都次于两个哥哥。他目睹兄长争位，也渐渐起了争位之意，何况袁绍、刘夫人都偏爱与他。
他自知论实力，绝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又见袁熙实力过于强大，因此采取了联弱抗强的策略，倒向了大哥袁谭。
斗争到白热化的双方，还把手伸到了对方的营垒之中。袁谭企图用财货收买袁熙府中的猛将许褚、赵云、张辽等人，但他错打了算盘，遭到这些人的拒绝。
袁熙同样也不示弱，他通过各种拉拢利诱等手段，先后把袁谭手下的将领常何、王晊等人，策反为自己的眼线。
到了白马之战前夕，袁熙和袁谭的竞争已经不可调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到了分上下、决生死的时候了。史称白马之变。
晋朝人对白马之变的态度，起初唯唯不敢言。晋初官修皇帝实录都讳莫如深，晋太宗宣武帝袁熙看到后很不高兴，坚称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好事。
于是让史官们秉笔直书，不得隐讳。自此之后的官方史书，都带着贬袁谭、褒袁熙的态度书写此事。
直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让房玄龄等人，编修《晋史》，才提出袁熙杀兄屠弟的做法，确实有悖于传统道德，这成为后世批评白马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所以有人说对有人说错，不外乎出发点不同。言对者认为太宗宣武帝袁熙，上位开启治世，结果是好的，过程就不必过多计较；说错者则从人性出发，不管为了什么，杀害亲生兄弟违背人性、违背基本社会公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许，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质属性，标杆立不准，是非也就难以评判。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有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是由幸存者书写的。反而是对客观史实的追溯与探讨，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征，以捞取军功。高祖袁绍也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于是批准袁谭带兵出征黑山军。
而且借着出征的机会，袁绍还把一部分军权的职务，转交给了袁谭。这极大地削弱了袁熙的势力。
削袁熙而益袁谭，实际上公开了袁谭和袁熙的矛盾。自此之后，袁谭、袁熙都开始加紧政治竞争，暗中招兵买马。
由于袁谭长居冀州，与袁绍近臣接触较多，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袁绍头号谋臣辛评就公开支持袁谭。荀谌心怀两端，时而倒向袁谭，时而倒向袁熙。
逢纪、审配则坚决支持袁熙，屡次向袁绍陈述袁熙的大功，决不能起抑制之意，以免父子生嫌。
为了安抚袁熙，袁绍有一匹胡马，高大健壮且性子暴烈，人骑时经常被掀下马来，一般人不敢骑。
于是袁绍打算，把这匹好马送给袁熙，以表达对袁熙的亏欠，袁熙和许褚合力制服此骏马，也就是绝影。
不过后来传言说，袁熙说自己有天命在身，所以能够制服它，袁谭闻言，让人添油加醋地向袁绍诬告，说袁熙自称有天子之命，太祖袁绍闻言大怒，不过不知什么原因，袁绍放弃了斥责袁熙的打算。
可见二子争斗，已经相当激烈了。
同时两人不遗余力地，争取地方上的势力。袁谭根据辛评的建议，积极地在各地培养拉拢私人势力。他勾结藏洪、朱灵、焦触等人，不断调取精兵，以做不时之需，巩固他的幽州。
袁熙则以青州为据点，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晋书·列传第十九·张郃传》）。他的心腹徐晃则，常年坐镇青州，不断以金银财宝招纳山东豪杰。
袁谭以利害关系，拉上了袁尚，一同对付袁熙。袁尚才能和谋略，都次于两个哥哥。他目睹兄长争位，也渐渐起了争位之意，何况袁绍、刘夫人都偏爱与他。
他自知论实力，绝不是两个哥哥的对手，又见袁熙实力过于强大，因此采取了联弱抗强的策略，倒向了大哥袁谭。
斗争到白热化的双方，还把手伸到了对方的营垒之中。袁谭企图用财货收买袁熙府中的猛将许褚、赵云、张辽等人，但他错打了算盘，遭到这些人的拒绝。
袁熙同样也不示弱，他通过各种拉拢利诱等手段，先后把袁谭手下的将领常何、王晊等人，策反为自己的眼线。
到了白马之战前夕，袁熙和袁谭的竞争已经不可调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到了分上下、决生死的时候了。史称白马之变。
晋朝人对白马之变的态度，起初唯唯不敢言。晋初官修皇帝实录都讳莫如深，晋太宗宣武帝袁熙看到后很不高兴，坚称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好事。
于是让史官们秉笔直书，不得隐讳。自此之后的官方史书，都带着贬袁谭、褒袁熙的态度书写此事。
直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让房玄龄等人，编修《晋史》，才提出袁熙杀兄屠弟的做法，确实有悖于传统道德，这成为后世批评白马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所以有人说对有人说错，不外乎出发点不同。言对者认为太宗宣武帝袁熙，上位开启治世，结果是好的，过程就不必过多计较；说错者则从人性出发，不管为了什么，杀害亲生兄弟违背人性、违背基本社会公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许，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质属性，标杆立不准，是非也就难以评判。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有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是由幸存者书写的。反而是对客观史实的追溯与探讨，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