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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元封5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tu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思是：“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对比曹操的令和汉武帝的诏，充盈着求贤若渴的精神，千载以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看到这样的君主，谁不愿意倾心效力呢？以后中国的君主还有这样的气魄吗？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实在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说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利益关系相互大臣之间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当今，即使是你我身处其外，与当事人毫无厉害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才能但是有种种叫人恶心的陋习的人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汉武帝和曹操的伟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门，有贾诩（来自张秀）、有辛仳（来自袁绍）、有陈登（来自吕布）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还能包容狂人祢衡。有人说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是借刀杀人，我不太认可，因为那是以结果论的，回过头来说，即使曹操把他杀了又该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个部下在钓鱼台的国宴上当着外宾徐徐站起来，玩个脱衣秀吗？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给曹操带来了大量的干部，不少充实到了基层，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良莠不齐。有的是徒有虚名，有的只有文才，没有经论事务的才能；有的品质有问题，（有伤风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许，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贪污受贿等等）逐渐的，曹操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针，用人政策也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
作为名动四海的全国精神文明楷模之孙、现为组织部门负责人的陈群，在选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最看重人的人品，这真也无可厚非。
几乎没有人质疑这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认这句话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就曾对曹操说过：“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败的原因：确实有人才，那么即使开始是弱小的，那么终究也能变强；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开始强大，以后也会变得弱小，刘邦和项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张胆地否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来，却只有伟大的、以创立功业为己任的君主能够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并且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变成自己的忠实仆人，成为狭隘意义上的“私人”——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只知道任用私人——表面意义上自己的旧交，不知道广泛地选择人才，使大量的人才与世沉浮，默默无闻，出现的不少实际问题而没有良策予以解决，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国家终于逐渐衰落，乃至灭亡。强盛的国家国国相似，灭亡的国家各个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为的君主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个“阳光”的人，（在我看来，起码比刘备阳光，看曹操那篇作于210年的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挚；而好像还从未看到刘备自己写的什么类似日记或者回忆录什么的，只看到他总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时候感觉他全凭直觉和印象。比如《魏书》上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当政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由于这种选拔人才的偶然性，也会造成一些失误，比如，对于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还有根据《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贪鄙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
从这件事情上看，当时投入曹门的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而陈群作为组织部门的主管，一直认为应该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在当时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试想在动荡年月里，更是需要人的忠贞，（板荡识忠臣嘛）既要忠诚于首脑，更要爱护百姓，如果才高八斗，却时有反心，用这种人那玩笑不是开大了？
魏国作为国家建立以后，再靠大臣们的相互举荐的话，就肯定会产生“朋党”“门生”的大臣集团，从而危害皇权；而在当时世风日下，利用乡闾评议，还是摆脱不了当朝大臣的影响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纵选举；并且各处乡党评价标准也不统一、考核质量也参差不齐、工作的主动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门设立公正的统一标准的选人评价机构，推动选拔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个机构的生命和灵魂就是——中正。（陈群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以后这个名称会变得并不符实）陈群提出这个建议的契机是在黄初元年。当时，曹丕刚刚继位。
小人曹丕（说他小人，一点都不冤枉他，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汉朝的君主名号前面都是有一个“孝”字的，而继承汉朝衣钵的曹丕却对他老妈很不好，以至于老妈把他骂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爱弟兄）是相互联系的，再看看他对他的兄弟们是啥样？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梦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兴地情不自禁，搂着辛毗的脖子，对老头笑嘻嘻的说：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小人亲昵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边的小人们争先恐后地建议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边的人，别人一个不用！这时候，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也是东宫的人）说了句公道话：你刚刚继位，应该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借此机会光我们相互荐引呢？怎么样把乡闾评议与朝廷选拔有机的结合起来？坚持德才兼备，不计门第呢？陈群没有象司马孚那样直言相谏，而是拿出了一套办法，那就是后来人们称作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官人制的制度：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中正本身一般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据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类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两种说法。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其中对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评语，叫“状”，直接影响到被评人的前途和命运。重要人物中正亲自评议，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属评议。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直接根据：将被评人的所获品级与即将授予的官职品级对应，高的做官起点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评议人物三年一调整，三年内表现好的，随时升品，官职也随之晋升，反之，黜降。同时，中正的评价一锤定音，不允许更改，具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九品中正制规范了选拔人才工作，但是，身为累世大官之后的陈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说他是公正无私的。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舆服有别，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为士族之后的陈群，一定对于那些个曹操选拔出来的庶族们古怪的行为，不懂规矩的做法早有意见了吧？
过去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总会对失去的特权和利益耿耿于怀，充满失落吧。因此，制定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压制庶族的味道吧。也许，在他的心中，各个阶层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稳定和谐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存在即合理，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进行编码的，起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然我们作为后世者，抨击诟病九品中正制度，残酷的现实确实，它确实历史潮流的抉择，它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它。
在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下，我们所谓的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明朝的内阁制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优秀，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也注定被历史所抛弃，历史的选择是，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问题巨大，但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产物。
君不见王莽吗，王莽改革的许多制度，放到当今社会，也有先进性，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现实，所以王莽被历史所抛弃，历史选择了光武帝刘秀，进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为，它需要时间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制优化到极致，就像光武帝刘秀一样，将原有制度进行高度优化，而不失彻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没有白费，到了大晋王朝建国两百年后，也就是公元400多年，宪宗道武帝袁纯，中兴大晋并继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志，一手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的雏形，比原先历史早了两百年。
看到了吧，历史总是在遵循渐进式地，呈螺旋式发展的，袁家的大晋王朝，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才从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优化的九品中正制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制度。
所以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时间的，需要适应那个时代，适应当时的生产关系，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为了进一步优化九品中正制度，采纳了老师张纮的临终之策，也就是迁都，用迁都来降低世家大族对大晋王朝的掣肘，这就是为何隋炀帝为何屡屡巡行，迁都洛阳的原因了，隋炀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样，他是为了拜托关陇集团的限制，不过操之过急，被联合绞杀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样。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发下来的，天下谁敢动其虎须。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软硬兼施下，才勉强将九品中正制度高度优化，也殊为不易，不过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从太宗宣武帝袁熙，到宪宗道武帝袁纯这两百年时间里。
经过袁家历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这一伟大制度的变革，真是艰辛呢。
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元封5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tu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思是：“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对比曹操的令和汉武帝的诏，充盈着求贤若渴的精神，千载以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看到这样的君主，谁不愿意倾心效力呢？以后中国的君主还有这样的气魄吗？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实在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说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利益关系相互大臣之间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当今，即使是你我身处其外，与当事人毫无厉害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才能但是有种种叫人恶心的陋习的人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汉武帝和曹操的伟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门，有贾诩（来自张秀）、有辛仳（来自袁绍）、有陈登（来自吕布）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还能包容狂人祢衡。有人说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是借刀杀人，我不太认可，因为那是以结果论的，回过头来说，即使曹操把他杀了又该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个部下在钓鱼台的国宴上当着外宾徐徐站起来，玩个脱衣秀吗？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给曹操带来了大量的干部，不少充实到了基层，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良莠不齐。有的是徒有虚名，有的只有文才，没有经论事务的才能；有的品质有问题，（有伤风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许，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贪污受贿等等）逐渐的，曹操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针，用人政策也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
作为名动四海的全国精神文明楷模之孙、现为组织部门负责人的陈群，在选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最看重人的人品，这真也无可厚非。
几乎没有人质疑这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认这句话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就曾对曹操说过：“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败的原因：确实有人才，那么即使开始是弱小的，那么终究也能变强；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开始强大，以后也会变得弱小，刘邦和项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张胆地否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来，却只有伟大的、以创立功业为己任的君主能够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并且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变成自己的忠实仆人，成为狭隘意义上的“私人”——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只知道任用私人——表面意义上自己的旧交，不知道广泛地选择人才，使大量的人才与世沉浮，默默无闻，出现的不少实际问题而没有良策予以解决，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国家终于逐渐衰落，乃至灭亡。强盛的国家国国相似，灭亡的国家各个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为的君主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个“阳光”的人，（在我看来，起码比刘备阳光，看曹操那篇作于210年的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挚；而好像还从未看到刘备自己写的什么类似日记或者回忆录什么的，只看到他总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时候感觉他全凭直觉和印象。比如《魏书》上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当政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由于这种选拔人才的偶然性，也会造成一些失误，比如，对于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还有根据《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贪鄙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
从这件事情上看，当时投入曹门的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而陈群作为组织部门的主管，一直认为应该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在当时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试想在动荡年月里，更是需要人的忠贞，（板荡识忠臣嘛）既要忠诚于首脑，更要爱护百姓，如果才高八斗，却时有反心，用这种人那玩笑不是开大了？
魏国作为国家建立以后，再靠大臣们的相互举荐的话，就肯定会产生“朋党”“门生”的大臣集团，从而危害皇权；而在当时世风日下，利用乡闾评议，还是摆脱不了当朝大臣的影响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纵选举；并且各处乡党评价标准也不统一、考核质量也参差不齐、工作的主动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门设立公正的统一标准的选人评价机构，推动选拔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个机构的生命和灵魂就是——中正。（陈群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以后这个名称会变得并不符实）陈群提出这个建议的契机是在黄初元年。当时，曹丕刚刚继位。
小人曹丕（说他小人，一点都不冤枉他，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汉朝的君主名号前面都是有一个“孝”字的，而继承汉朝衣钵的曹丕却对他老妈很不好，以至于老妈把他骂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爱弟兄）是相互联系的，再看看他对他的兄弟们是啥样？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梦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兴地情不自禁，搂着辛毗的脖子，对老头笑嘻嘻的说：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小人亲昵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边的小人们争先恐后地建议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边的人，别人一个不用！这时候，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也是东宫的人）说了句公道话：你刚刚继位，应该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借此机会光我们相互荐引呢？怎么样把乡闾评议与朝廷选拔有机的结合起来？坚持德才兼备，不计门第呢？陈群没有象司马孚那样直言相谏，而是拿出了一套办法，那就是后来人们称作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官人制的制度：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中正本身一般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据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类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两种说法。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其中对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评语，叫“状”，直接影响到被评人的前途和命运。重要人物中正亲自评议，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属评议。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直接根据：将被评人的所获品级与即将授予的官职品级对应，高的做官起点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评议人物三年一调整，三年内表现好的，随时升品，官职也随之晋升，反之，黜降。同时，中正的评价一锤定音，不允许更改，具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九品中正制规范了选拔人才工作，但是，身为累世大官之后的陈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说他是公正无私的。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舆服有别，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为士族之后的陈群，一定对于那些个曹操选拔出来的庶族们古怪的行为，不懂规矩的做法早有意见了吧？
过去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总会对失去的特权和利益耿耿于怀，充满失落吧。因此，制定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压制庶族的味道吧。也许，在他的心中，各个阶层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稳定和谐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存在即合理，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进行编码的，起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然我们作为后世者，抨击诟病九品中正制度，残酷的现实确实，它确实历史潮流的抉择，它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它。
在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下，我们所谓的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明朝的内阁制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优秀，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也注定被历史所抛弃，历史的选择是，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问题巨大，但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产物。
君不见王莽吗，王莽改革的许多制度，放到当今社会，也有先进性，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现实，所以王莽被历史所抛弃，历史选择了光武帝刘秀，进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为，它需要时间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制优化到极致，就像光武帝刘秀一样，将原有制度进行高度优化，而不失彻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没有白费，到了大晋王朝建国两百年后，也就是公元400多年，宪宗道武帝袁纯，中兴大晋并继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志，一手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的雏形，比原先历史早了两百年。
看到了吧，历史总是在遵循渐进式地，呈螺旋式发展的，袁家的大晋王朝，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才从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优化的九品中正制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制度。
所以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时间的，需要适应那个时代，适应当时的生产关系，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为了进一步优化九品中正制度，采纳了老师张纮的临终之策，也就是迁都，用迁都来降低世家大族对大晋王朝的掣肘，这就是为何隋炀帝为何屡屡巡行，迁都洛阳的原因了，隋炀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样，他是为了拜托关陇集团的限制，不过操之过急，被联合绞杀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样。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发下来的，天下谁敢动其虎须。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软硬兼施下，才勉强将九品中正制度高度优化，也殊为不易，不过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从太宗宣武帝袁熙，到宪宗道武帝袁纯这两百年时间里。
经过袁家历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这一伟大制度的变革，真是艰辛呢。